近日，大連、廣州等城市開展了勞務派遣機構的摸查工作，這與《勞動合同法》的正式實施相呼應。面對政府相關部門的重視與各種措施，并伴隨著年底以來的解聘潮，勞務派遣機構之間的爭吵也很熱鬧。而今天，筆者把矛頭對準了人力資源外包聯盟，原因在于筆者對一位外包聯盟代表近日發表的言論非常質疑——即所謂的“人才聯盟模式”。

　　跨地區的“人才聯盟模式”，通過各地不同的勞務派遣機構，組成合作聯盟形式進行合作。這種勞務外包聯盟模式，最讓人們質疑之處，就在于由于兩家甚至是兩家以上派遣機構參與其中，私底下則進行所謂的互為代理，乃至轉派遣、再派遣、多次派遣，復雜化的勞動關系為勞動者及用工企業埋下一顆重磅地雷。

　　前不久發生的“司機猝死，家屬索賠無著”的案例，從中我們可見一斑。顧師傅到寧波出差，卻不幸猝死在自己的別克商務車中。但因顧師傅生前同時歸屬于三家企業：樂幫多元機關事業單位后勤服務社(簡稱樂幫服務社)、某汽車租賃有限公司和美孚公司。可是，三位東家都不愿承擔責任，互相推諉。因其中相互牽連又錯綜復雜的派遣關系，權責難以明確，死者家屬只能忍受喪失親人之痛卻無從索取相應賠償。

　　雖說顧師傅的案件中還不是最為典型的勞務派遣機構之間的轉派遣、再派遣的勞務關系，但是其錯綜復雜的勞動關系，不僅讓勞動者頭疼，也讓解決勞動糾紛的勞動仲裁機構頭疼。和顧師傅有同樣遭遇的小楊，在一次戶外作業中不幸高空墜落，致使下半身癱瘓，卻同樣未拿到相應的賠償。原因在于，杭州當地的一家派遣公司把小楊派到上海某一家派遣公司，再由該公司把小楊派到一家建筑企業。不幸發生后，小楊家人找到了建筑企業，建筑企業稱可以給一小部分賠償，因為他們之間并未簽訂勞動合同，能給點錢已經算是同情了。于是他們找到了上海的派遣公司，上海派遣公司稱自己只是杭州那家派遣公司的代理機構，小楊的問題和他們無關。無奈，對法律一無所知的小楊家人找到了杭州的派遣公司，杭州的派遣公司則又讓他們去找上海方面的派遣公司與用工企業。有關專家認為，跨地區的人力資源外包聯盟，參與到勞動關系中的利益相關方將多于三者，其中勞務派遣機構就必須在兩者甚至兩者以上。在這樣的系統中，勞動者對于自己代表著哪一方派遣機構沒有清醒的認識。

　　同樣，這種復雜的勞動關系梳理起來非常困難，甚至勞動者與兩家派遣機構都簽了勞動合同或者都沒有合同，這就更增加權責的梳理難度。據業內人士透露，派遣機構之間的轉派遣、再派遣非常普遍，他們通常掛著互為代理的羊頭。所以，在筆者看來，人才聯盟模式的跨地區人才派遣并不符合當前國家法律對勞務派遣行業進行嚴格規制的大趨勢，在某種程度上說，這種使得勞動關系進一步復雜化的人才聯盟模式影響整個社會的勞動關系的穩定。不出現糾紛還好，一旦出現糾紛，受到傷害的肯定是弱勢的勞動者，以及用工企業。

　　而在新法實施的環境下，外包聯盟卻拿起遮羞布極力掩蓋這一切。他們死摳勞動合同法第六十二條關于“用人單位”與“用工單位”的概念，以此來說明新法并未禁止勞務派遣機構之間的轉派遣、再派遣。但是，在遮羞布下，卻是紅紅的猴子屁股，丑陋不堪。前不久，大連開展勞務派遣機構大普查，90%以上的派遣機構都躲避、拒絕接受檢查，可見勞務派遣行業的混亂。在成本控制與利益的驅使下，一些小中介、小機構就支個攤子就起手干起勞務派遣的業務。由于實力有限，一旦涉及到跨地區的勞務派遣，只能通過層層的代理或者轉包來實現，打著外包聯盟的旗號，暗地里行的是行業“潛規則”——協作代理、優化資源是假，復雜了勞動關系、相互推諉責任是真。

　　人力資源外包聯盟的遮羞布，人們都看在眼里，只是沒有多少人去掀罷了。借著《勞動合同法》的東風，筆者斗膽去掀了一把，順勢把它扯掉，讓那“紅紅的屁股”亮在陽光底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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