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聞謙

　　速度型經濟已經難以為繼，各個階層的利益調整在所難免。

　　一年之內10次提高存款準備金，6次提高利率，中央宏觀調控的累積效應終于顯現。房價增幅回落，股市止步于6000點，GDP增長11.6%的速度難以為繼。人們普遍認為中國經濟的增長速度太快了。

　　如果回首建國近60年來的經濟發展史，速度問題一直是人們關注的焦點問題。中國經濟發展總體可分為兩個階段，一是計劃經濟時期，二是改革開放時期。在計劃經濟時期，既有年增長達22%的高速度(如1958年)，也有29.7%的大倒退(如1961年)。而到了改革開放時期，速度問題也一直存在。中國經濟一直呈一快一慢周期性發展。從1977年至今至少已是第五個輪回了。

　　“速度”本身就是一個創造規模和數量的問題。在計劃經濟時期，沒有規模和數量，生存就是個大問題，這個時期影響經濟發展速度的快慢周期主要受行政體制下主觀決策影響，如1958年的大躍進。而改革開放后經濟增長速度越來越多地受市場本身內在因素的影響。從長遠發展看，行政干預對經濟發展速度的影響是趨于弱化的。“速度”本身沒有什么好壞、對錯的問題。年經濟增長率7%~8%，對中國來說可能不算多，但現在對日本來說簡直就是奇跡，對美國來說能有5%的增長就是絕對的高增長了，因為基數不一樣。

　　但目前人們之所以對“速度”也就是增長率這么看重，是因為在速度背后還隱藏著更深層的問題。一輛奔馳車開到200公里/小時沒任何問題，但如果是夏利或大發可能就要散架了。主要是車的質量結構不一樣。盡管中國經濟近些年持續發展，但人均收入還只是美國、日本、歐洲國家的幾十分之一，別說是11.6%，就是再快些也不為過。但由于中國經濟的結構和發展模式的限制，速度一快問題也就隨之而來。

　　中國經濟結構問題表現在各個方面，各個層次上。從大的結構來看，一、二、三產業的比例，投資與消費比例，不同地區經濟發展比例，城鄉經濟發展比例，外貿出口比例等都不盡合理；從產業內部結構看，也有很多不合理之處，如鋼鐵工業兩頭小(礦山、軋鋼能力小)中間大(煉鐵、煉鋼能力大)，外貿出口低價格產品比重大，初級、低端產品多等等。

　　這種結構性問題嚴重制約了中國經濟的增長速度，為了速度，中國每年消耗世界鋼鐵總產量的三分之一，超過美國，歐洲和日本的總和。能源狀況、原材料供應、環境約束、外貿出口環境等都不允許中國經濟再以速度取勝。但早在“九五”期間，國家就提出“進行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轉變增長方式”。但從這一輪由“偏快到過熱”看，我們遇到的問題依然是固定資產投資過快，大量投資集中到能源、原材料消耗高、污染嚴重、產業結構低端的一些行業，方式還是大規模放貸，圈地，上項目，并沒有走出“高投資、高消耗、低效益”的老路。

　　可以看出，中國經濟的結構問題是對經濟增長方式形成了路徑依賴。其實在上個世紀90年代中后期，中國經濟就已經完成了規模數量擴張的階段，應該進入提高發展質量，提升和改造經濟結構的階段。之所以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如此艱難，除了人們的觀念認識問題外，更深層的是“利益”調整問題。中國改革開放的總體思路是“在發展中進行改革”。也就是人們常說的將“蛋糕做大”，進行“增量”改革，而不是“存量”改革。這種改革方式的優點是阻力小，社會震動小，在基本不觸犯人們現有利益的前提下進行改革。不論什么人，在經濟發展和改革開放的過程中，只有得多得少的問題，而沒有失去利益的問題。這就對經濟發展速度提出較高的要求。

　　只有經濟保持較高的增長速度，才能進行利益調整。只有用經濟增長速度這個“時間”，來換取改革的“空間”。比如說，現在國家開始在教育、衛生、社會保障、農村等領域開始加大投入了，這種改革實際上就自新世紀以來中國經濟保持了較高的增長速度、財政連年增收，國家有能力，也就是“有錢改革了”。用這些年經濟快速增長的時間贏得了改革的空間。

　　這種思路在一定時期內應該說是沒有什么大問題的，但問題是，如今的客觀環境是否還允許這種方式繼續下去。從外部講，世界經濟受美國次級債風波多大影響還不好說，人民幣升值壓力不減，國際上貿易保護主義加強，中國商品的出口環境空前惡化。而中國經濟又過于依賴出口，外貿依存度達60%以上，而美國、日本等所謂貿易大國依存度也不過百分之十幾。一旦出口有變無疑會影響經濟增長速度。而鐵礦石、原油等大宗原料價格的急劇攀升又將中國經濟增長的成本抬得極高。從內部講，環境制約、資源制約、勞動力成本制約等也開始對“速度型”增長方式提出挑戰。

　　現實問題就是：我們能不能適應在“非高速”經濟增長下進行改革？我們能不能在保持增量改革時，同時也進行有限度的存量改革？我們能不能對現有的利益集團的利益邊界進行調整？如政府部門職能的轉變，行政壟斷勢力的破除，財政收支體制的改變，反腐敗的深入進行??

　　中國的經濟發展已經進入到一個新的階段，經濟手段、法律制定、政府職能轉變、財稅體制改革、勞資關系調整等等，無不與人們的利益相關聯，已經走過了三十年的中國經濟改革，能否闖過這一關呢？

　　新聞背景回顧

　　2007年12月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決定，中國2008年將實行從緊的貨幣政策。這標志著中國已開始從實行了10年的穩健貨幣政策轉向緊縮貨幣政策。會議還決定，2008年要繼續加強和改善宏觀調控，把防止經濟增長由偏快轉向過熱、防止價格由結構性上漲演變為明顯的通貨膨脹作為宏觀調控的首要任務。

　　中國11月消費者價格指數(CPI)較上年同期增長6.9%，創131個月來的最高水平，刷新了此前于今年8月和10月創下的6.5%的近11年高點。中國此前的CPI增速紀錄是1996年12月創下的7.0%。

　　自2006年初以來，中國已經六次上調基準利率(其中今年以來五次)、七次上調貸款利率(其中今年以來五次)，并13次上調存款準備金率(其中今年以來10次，最新一次將于12月25日實行)。此外，中國自今年8月15日起已經逐步將利息稅稅率從20%下調到了5%。

　　將11月CPI增速與中國目前3.68%的稅后基準利率進行比較可以看出，負利率水平已經擴大至322個基點。而且，中國已是連續12個月身處實際負利率境地，顯示未來加息空間依然很大。

　　同時，在12月25日上調存款準備金率之后，大部分銀行的存款準備金率將達到14.5%。這距離20%~40%的歷史高位尚有很大的上調空間。

　　中國央行行長周小川在出席一次金融論壇時表示，巨額貿易順差和外國直接投資的增長是導致中國貨幣供應量快速增長的主要原因。中國將通過結構性調整來改善國際收支狀況，與此同時也將深化人民幣匯率改革。

　　統計局最新公布的數據顯示，正如市場先前的普遍預期，食品價格的飆升繼續帶動當前CPI強勁增長。11月食品價格較上年同期大幅增長18.2%，增速大大高于10月份的17.6%。其中，油脂價格上漲35.0%，增速快于10月份的34.0%；肉禽及其制品價格上漲38.8%，增速高于10月份的38.3%。備受關注的豬肉價格11月上漲56.0%，明顯高于10月份的54.9%。

　　統計局數據同時表明，11月農村消費價格上漲的速度依然快于城市。農村消費價格較上年同期增長了7.6%，而城市的價格增幅是6.6%。

　　另外，中國海關總署公布，中國11月貿易順差達到262.8億美元，較10月份的歷史高點270.5億美元有所回落。中國11月出口總計1，176.2億美元，較上年同期增加22.8%，進口為913.4億美元，較上年同期增長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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