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瑾

　　編者按

　　2008年，中國迎來了改革開放30周年。時至今日，中國經濟飛速發展卻又問題百出的癥結何在？帶來了30年高速發展的經濟模式應如何實現更新？這一年中國經濟注定要在更加深沉的反思中前行。本報記者在上海專訪了花旗集團董事總經理、亞太區首席經濟學家黃益平，探索大國的崛起之路。

　　“全民補貼生產”的經濟模式

　　“全民補貼生產”的模式盡管實現了高速經濟增長，但也帶來了一系列的結構性問題。

　　《中國經營報》：作為一個新興經濟體，中國經濟因保持了近三十年的高速發展而令世人矚目，很多人認為中國是個奇跡，并認為中國超過德國而成為第三大經濟體將指日可待。你對此是如何看待的呢？

　　黃益平：中國經濟快速崛起主要得益于三個方面的因素：一是改革開放政策，二是“后發優勢”，三是全球化趨勢。改革開放在宏觀層次改善了要素配置，在微觀層次提高了生產效率，大幅度地提高了生產率增長速度。后發優勢是指中國的經濟技術水平遠離國際前沿，因此可以通過學習已有的先進生產管理技術達到高速增長。全球化則一方面為中國提供了廣闊的市場，另一方面也集中了許多其他國家的資源到中國來發展經濟。這一點在以前英國和美國經濟崛起的時候并不存在。

　　許多經濟學家預言中國將在二三十年內趕上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但我們知道做長期預測實際是一件困難的工作，過去半個多世紀以來經濟學家做了許多預言，比如印度和菲律賓是亞洲最有希望的亞洲新興市場經濟等，但相當一部分預言都落空了。我對中國經濟的前景持樂觀的態度，但也意識到我們在前進的道路上仍然有許多困難需要克服。

　　《中國經營報》：2008年是中國經濟改革的三十周年，而你多年來致力于研究中國經濟各個方面的改革，傾向于中國經濟增長是“沒有奇跡的增長”，能就此談談你對中國改革的體會嗎？

　　黃益平：所謂“奇跡”是指無法用現有理論來解釋的現象，中國過去三十年的經濟增長速度確實非常快，但仍然可以用改革、投入和全球化來解釋，所以說中國改革期間的高速增長只是經濟改革的一個成功案例，但不能稱之為奇跡。

　　中國經濟實力快速上升，除了得益于上面提到的三大因素，也與中國改革獨特的思路和方式緊密相關。我曾經有一個百思不得其解的困惑：為什么一方面中國經濟這么成功，另一方面卻又問題百出，比如投資過度、出口依存度過高、資源利用效率低下、收入不平等等。最后我所找到的答案，是中國“全民補貼生產”的經濟模式。

　　回顧三十年的改革歷程，我們會發現絕大部分產品都已經市場化了，產品的價格基本上都放開了，由市場供求來決定。只有個別與國家經濟安全或民生相關的產品沒有完全放開，比如能源。但是要素市場基本沒有完全放開，在勞動力、資本、土地、能源、環境這五個方面的市場上，政策扭曲依然普遍存在，要素價格被大幅度地壓低。

　　勞動工資被壓低，這是由于戶口制度改革不可能在一朝一夕之內完成，也因為勞動保護和社會福利體系尚在改革和完善過程中。這些制度性因素人為地壓低了勞動報酬，降低了勞動力成本。如果有一天戶口制度完全取消了，勞動保護制度健全了，社會福利體系也完善了，勞動報酬就必須充分補償勞動力的市場成本，那樣勞動力的成本就會大幅度上升。

　　資本市場也同樣存在一個很奇怪的現象，一方面中國經濟的增長潛力在亞洲是最高的，但另一方面中國的資本成本在亞洲又是最低的。比如我們估計中國經濟的潛在增長率大概在9%~10%左右，再加上4%~5%的通貨膨脹，名義GDP基本上可以保持14%~15%的增長速度。但我們長期國債的收益率在4%以下。最高的潛在回報和最低的資本價格，意味著中國的資本價格過低。資本市場扭曲(包括資本賬戶管制及國內資本市場不發達等)是導致資本價格偏低的主要原因。

　　生產要素成本扭曲的現象其實很普遍。過去幾年房地產開發的土地價格上升很快，但制造業的用地價格依然很低。同時為了降低國際高油價對國內生產、生活的影響，政府一直控制國內能源價格，尤其是燃油價格和電價。環境問題也一樣，盡管中國已經制定了一系列關于環境保護的政策法規，但它們并沒有得到很好的實施。對于生產者來說，污染了環境而不需要充分補償，實際就是降低了環境的成本，這和壓低勞動力和資本價格是一個道理。

　　上面所說的這些政策扭曲，有些是改革過程當中的過渡性現象，有些則是政策有意為之。但它們的后果是非常清楚的，即要素市場扭曲導致生產要素價格被低估，從而降低生產成本、增加生產利潤、增強投資激勵并人為地改善了中國產品的國際競爭力。這樣一個政策體系的實質就是“全民補貼生產”。

　　《中國經營報》：你覺得中國“全民補貼生產”這種經濟發展模式的根源在哪？

　　黃益平：我們目前的經濟政策體系其實與改革前城市工業化戰略有很多相似之處。在上個世紀的五六十年代，我們搞城市工業化的一個重要戰略就是通過剝削農業幫助城市工業進行資本的原始積累。

　　這一工業化戰略在相當一段時期內可以說是很成功的，但它最后還是失敗了，發展到70年代末只能通過改革來振興經濟。但現在看來，“全民補貼生產”模式與改革以前的做法相比，目前的政策體系在兩個方面作出了重大修正。改革前的城市工業化，基本上是以國家計劃主導，一個工廠生產多少產品、用什么技術和投入品，基本上都是原國家計委定的，因此有時候生產出來的產品根本沒有需求。改革以后引進了產品市場，根據市場需求引導資源配置。另一個變化發生在微觀層面，改革既提高了企業的決策自主權，又增加了它們的經濟激勵。這就基本杜絕了消極怠工的現象，提高了生產效率。正是由于這兩個方面的改變使得改革以后的經濟政策獲得了極大的成功，改革三十年間，中國經濟的平均增長率達到近10%，這樣的成就在人類歷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中國經營報》：目前中國經濟高歌猛進，卻引發了宏觀經濟的結構性扭曲。你覺得深層次的原因是什么？

　　黃益平：“全民補貼生產”的模式盡管實現了高速經濟增長，但也帶來了一系列的結構性問題，簡單說來就是對外部市場依賴過度、對投資依賴過度、消費不足、資源利用效率低下和環境破壞嚴重。這些也正是政府在過去五年來一直非常擔心而試圖解決的問題，只不過迄今為止所有這些政策都見效甚微。當前的經濟模式人為地增加生產利潤和投資回報，同時由于資本價格過低，使得經濟中的投資沖動十分強烈。另外，因為人為地壓低成本，使得中國產品的國際競爭力進一步改善，因此出口增長的勢頭非常強勁。但是消費不足的問題變得越來越突出，過去十年來，消費占GDP的比例持續下降。自從東亞發生金融危機以來，政府一直試圖刺激消費，但是效果不明顯。很多專家認為根源在于社會福利體系不夠發達，使得老百姓不愿意花錢。我覺得這可能只是其中原因之一。如果目前住戶的儲蓄率為25%，這個比率在亞洲并不是特別高的。

　　我認為消費問題的根源還在于大的收入分配格局。貧富不均固然是一個重要因素，但是更重要的是國家、企業和家庭這三塊之間的收入分配。今天我們的企業都很有活力，企業利潤增長速度保持在30%～40%左右。國家也很富有，國家財政收入每年以20%～30%的速度增長。相對而言，家庭的收入則比較少。也就是說從中國經濟增長中得益最多的僅僅是一小部分人，大部分老百姓的得益則相對比較少。此外，資本價格偏低也反映了老百姓要通過投資得到回報有很大的難度。這次股票市場暴漲以前，大部分老百姓真正能夠投資的只有儲蓄和購買國債，這兩者回報都是非常低的。綜觀過去幾年中國的消費市場，可以大致分為兩塊：中高檔市場，主要是汽車、住房和高價電子產品這三大類產品，這些市場在過去十年從來沒有疲軟過；疲軟的是大眾的市場，也就是老百姓花錢的生活必需品市場。

　　大國崛起應有大國心態

　　小國經濟的基本要義就是無論做什么不會對世界市場有影響，而大國經濟所面對的反應方程是不一樣的。

　　《中國經營報》：宏觀經濟結構的扭曲應該如何修正？你認為目前中國崛起面臨的最大問題又是什么？

　　黃益平：要解決我們現在所面對的貿易順差、投資過度等結構性問題，根本辦法只有一個，即改變“全民補貼生產”的經濟模式，進一步推進市場化改革，特別是消除要素價格的扭曲和實現獨立的宏觀決策。比如說我們迅速擴大的貿易順差已經成為一個國際性的話題，很多國家都要求我們改變目前僵硬的匯率政策，讓人民幣升值。但是，如果“全民補貼生產”的模式不改變，貨幣適度升值并不能完全改變目前貿易不平衡的問題。

　　這并不意味著我們不需要對國際要求作出反應。中國已經是一個經濟大國，大國崛起應有大國心態，但我覺得現在很多老百姓、決策者、經濟學家，看待經濟問題基本上還是小國心態。舉一個例子，有些學者在反駁美國和歐洲對我們的貿易政策的批評時經常提到：中國臺灣、韓國和新加坡過去三四十年一直以出口導向的模式增長，但中國內地以同樣的模式剛剛發展了五年，就遇到了來自全世界的壓力，為什么？他們的解讀只有一條，就是因為美國和歐洲不喜歡我們、要打壓我們，而韓國、新加坡是他們的盟國。這個說法并非完全沒有道理，但他們往往忽略了中國與其他東亞經濟之間一個最重要的區別：中國內地是大國經濟，但中國臺灣、韓國和新加坡不是。

　　大國意味著其供求關系的微小變化也會引起全球市場的震蕩，會迫使其他經濟進行結構調整，這是過去的新加坡和韓國所無法相比的。小國經濟的基本要義就是無論做什么不會對世界市場有影響，而大國經濟所面對的反應方程是不一樣的，這是我們必須適應的一個變化。

　　《中國經營報》：剛才你談到以投資拉動增長的經濟模式，其中所形成的過剩生產力該如何消化呢？對于中國來說，這樣的發展模式又會帶來什么樣的影響？

　　黃益平：過去十年，國家發改委幾乎每年都要警告部分行業可能會形成過剩生產能力，但是到目前為止并沒有出現全局性的生產能力過剩，主要有兩個方面的原因：一是我們的出口增長非常快，二是對過剩生產能力的問題需要動態地判斷——經濟快速增長意味著需求也在快速增長。而且我們也可以看到，我們仍然需要很多新的投資，有些投資也不見得就會造成過剩生產能力。比如持續的城市化要求在基礎設施和住房建設等方面有更多的投資，現在中國每年的住房建設都超過澳大利亞全國房地產總量，這個數量還會增加。另一個迫切需要大量投資的領域是環境保護，尤其是治理空氣和水資源污染。

　　但從長期來看，過度地依靠投資拉動經濟增長的模式是難以持久的，大國經濟尤其如此。我們目前投資占GDP的比例大概是43%，在亞洲的歷史上超過40%的例子也并不多見，除了中國以外，只有三個國家曾經超過過。一是新加坡，在上世紀80年代初期曾經接近50%，然而在兩三年內迅速回落到35%左右，動蕩很大。另外兩個是泰國和馬來西亞，它們的投資比例在上世紀90年代中期曾短期超過了40%，但很快就爆發了金融危機。

　　小國保持高投資比例相對比較容易一些，但大國的難度就比較大，因為對世界經濟的后果不一樣。比如鋼鐵，韓國最多只能占到全世界的5%~8%，中國鋼鐵的生產能力可能已經上升到40%~50%，這時過剩生產能力的壓力就比較大了。所以我們要考慮生產能力能不能被全球經濟消化。

　　《中國經營報》：由投資來拉動的經濟模式在亞洲普遍存在，為什么這些國家甚至在不同的體制下都會選擇相同的發展路徑呢？

　　黃益平：高速增長本身帶來的高回報對于儲蓄和投資都是一個很大的激勵。當發現投資能帶來10%~20%回報的時候，對于儲蓄和投資的激勵是非常強烈的，這是為什么我們看到在很多亞洲國家，經濟起飛階段儲蓄率和投資率都會快速上升的根本原因。

　　亞洲的儲蓄率和投資率又大大超過世界其他地區，主要是因為人類歷史上世界經濟從來沒有能實現東亞經濟過去半個多世紀的經濟增長速度，高增長導致了高投資。比如在印度，過去五年間，投資占GDP的比例由25%上升到了35%。另外一個因素可能是大部分東亞政府都在經濟活動中起到主導作用，保證高投資，這在新加坡、韓國和中國表現得最為突出。盡管高投資后來也帶來了一些問題，如東亞金融危機，但總體上來說我認為它還是有效的經濟模式，否則亞洲高速經濟增長不可能保持四五十年。

　　環境問題很可能終結經濟繁榮

　　如果對環境造成不可逆轉的破壞，會嚴重影響到經濟增長，甚至很可能終結經濟繁榮。

　　《中國經營報》：你剛才幾次談到環境問題嚴重影響到經濟增長，那么你如何評價當前的環境狀況？

　　黃益平：我認為中國的環境問題已經到了歷史上最嚴重的程度。目前已經有很多數據來支持這一論點。世行的研究表明，每年中國約有75萬人因為環境污染而過早死亡。全世界20個污染最嚴重的城市有16個在中國。國家環�？偩种赋�，不少河水和湖水已經被污染到人畜不可使用的地步。環境污染也使得國內氣候不斷惡化，南方洪水越來越多，而北方干旱愈演愈烈。華北地區地下水位直線下降，政府只能通過 “南水北調”來解決北方地區生產生活用水。但我們知道，過去五年喜馬拉雅的冰川已經在不斷縮小，如果有一天冰川徹底溶化，我們還能到哪里去調水呢？

　　很多人在討論中國的經濟風險時經常提到經濟結構、金融體系和政策問題等，這些問題都會給經濟增長可持續性帶來一定挑戰，但是就大部分因素來說，即使問題真的出現了也能夠很快平復下去。比如說東亞經濟在1997年爆發了金融危機，但短短兩年內，大部分經濟已經開始明顯復蘇。而最值得擔心的是環境問題，如果對環境造成不可逆轉的破壞，會嚴重影響到經濟增長，甚至很可能終結經濟繁榮。

　　《中國經營報》：現在大家都很重視環保問題，但是一直缺乏有效的措施，比如像過去提過的綠色GDP也無疾而終。那么環保難在何處呢？在環保政績無法量化考核的情況下，環保問題又該如何解決？

　　黃益平：在經濟學上有一個環境庫茲涅茨曲線，意思是每個國家都會在經濟發展初期破壞環境，但隨著經濟發展到一定水平，環境質量會開始好轉。但是我所擔心的是中國目前環境破壞的程度和速度都遠遠超過任何其他國家歷史上的水平，具體說來有三方面的理由：首先，中國10%的經濟增長速度已經保持了三十年，這在人類歷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其次，我國的人均資源本來就遠少于發達國家。最后，我國在過去五年的發展中已經迅速成長為世界制造業中心，這同時可能也意味著我們成為了世界被污染的中心。

　　過去我們一切政績考核系統圍繞GDP，曾經有經濟學家通過計量模型得出一個結論，就是各個省份的官員得到提拔的概率與GDP增長率存在正相關性的關系。不過情況也在發生改變，隨著公共討論不斷增加，政府日漸重視，老百姓也在自發地覺醒，比如廈門民眾在PX事件中的反應就是一個好消息。這些新的發展意味著我們有可能已經接近了環境曲線的拐點。所以目前需要的是持續大幅度地增加環保投資、改善環境。也許GDP的增長速度會有所放緩，但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會增強，而且生活質量會得到大幅度地改善。

　　黃益平簡歷

　　花旗集團董事總經理、亞太區首席經濟學家，同時兼任澳大利亞國立大學經濟學教授。1984年獲得浙江農業大學農學學士學位，1987年獲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碩士學位，1994年獲得澳大利亞國立大學經濟學博士學位。曾擔任澳大利亞國立大學經濟學高級講師兼中國經濟項目主任、哥倫比亞大學商學院GENERAL MILLS經濟與金融國際講座教授、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世界銀行客座研究員和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發展研究所助理研究員。研究領域主要包括宏觀政策、金融改革與農業發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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