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存的國際經濟秩序在全球化時代，為中國過去三十年的發展創造了十分有利的外部環境。 現在，這個外部環境可能要發生重大變化。這種變化在可以預見到的未來將對中國政治經濟有很大的沖擊。

　　從今天算起，到2008年美國大選塵埃落定還有一年左右的時間。對中國而言，這是所剩不多的進行重大調整以應對后全球化時代挑戰的機會窗口。錯過這個機會，等待中國的將可能是一個急劇惡化的國際環境和日益狹窄的政策空間。中國面臨的已經不是做不做調整的問題，而是做調整的速度與力度，能否趕上外界變化的問題。

　　要調整，我們必須認清什么是中國的根本利益。任何一種調整必然伴隨著社會各利益集團之間的沖突。中國有兩種選擇：一種是回避政治風險，繼續平衡國內現有的利益格局，繼續執行“悶聲發大財”，少說話，多賺錢，抓住有利時機發展經濟的策略。在這種策略下，中國將繼續把在國際貿易領域面臨的沖突，解釋成是發達國家利用貿易保護主義打壓中國的表現，并對此進行有禮有力有節的斗爭，而不去擔心天會塌下來。筆者認為，這樣做的短期后果可能是出口可以進一步發展，但中期結果則可能是，加速中國自身在過去三十年里賴以生存的現行國際經濟秩序的崩潰。這種短期內為了穩定不做大調整的結果是當外部環境急劇惡化后，中國不得不在國內更大的利益沖突中進行調整。更壞的一種可能則是到那時，任何一種調整都無法再有效地阻止中國陷入一個大的困境。

　　另一種是看清后全球化時代正在到來這一趨勢，拿出魄力在較短時間內做大調整，為自身爭取時間。這種調整可能會在短期內引起比前一種選擇大一些的國內利益沖突。但是，把這種調整與在國際環境全面惡化后被迫進行的調整相比，這種調整的政治成本與風險要小得多。日本在上個世紀80年代中期日元急劇升值時犯的一個錯誤，就是沒有利用當時由于日元升值帶來的國富資源進行結構性改革。等到90年代泡沫經濟破滅后，這些國富資源大幅度縮水，想用它來改革也不可能了。

　　中國經濟發展模式對現行國際經濟秩序的最大挑戰在于貿易。調整的根本目的是實現中國經濟發展模式由出口驅動向內需驅動的轉變。這一轉變的前提是和諧社會政策的成功。盡管中國政府在過去的幾年里已經為建立和諧社會采取了許多積極的措施，但是在分配方面，特別在解決收入不平等方面，施策的力度還遠遠趕不上形勢變化提出的新要求。如果在國企利潤一年一萬億，政府稅收每年以一萬億的速度增長時，中國還在解決不平等方面縮手縮腳;那么，等外部環境的變化使中國經濟減速，可利用政策資源大幅度縮小時，再想加大力度解決這些問題，估計屆時可利用的國富資源量也會成為一個問題。

　　從日本在上世紀80年代的經驗來看，中國目前面臨的一個現實危險是，當社會財富的積累主要通過股票市場與房地產市場來實現時，其經濟不平等的程度將大大加快。從這層意義上說，假如對流動性過剩的遏制失敗，那么將有可能使政府近年來為建立和諧社會所做的努力功虧一簣。盡管當前政府面臨著人民幣升值與宏觀調控等諸多方面的挑戰，必須采取相應的措施，但是這些都是"標"，而不是"本"。人民幣升值可以提高中國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價格，減少它們的出口，為減輕世界經濟的不平衡做出貢獻，但卻無法為中國從國際市場撤出來的資本與勞動力找到出路。宏觀調控可以減輕流動性過剩對中國經濟的沖擊，卻無法解決造成流動性過剩的根源，即世界工廠模式帶來的大量貿易順差與外匯儲備。只有當和諧社會的建立直接培育了足以支持中國經濟良性循環的內需時，中國才能在后全球化時代繼續發展。

　　更多精彩評論，更多傳媒視點，更多傳媒人風采，盡在新浪財經新評談欄目，歡迎訪問新浪財經新評談欄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