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尚希

　　國民消費率低下，是我國當前面臨的毋須爭辯的事實。從縱向來簡單勾畫一下，不難看出，我國的消費率是不斷下滑的。1978-1992年，消費率都在60%以上，其中1981年達到67.1%，這也是改革開放29年中消費率的最高點；1993-1998年，其消費率降到了60%以下，但相對平穩，這5年的消費率都在58%-59%；1999-2001年，消費率曾又上升到60%；2002年之后，消費率快速下滑，2006年降到了50%，這與消費率歷史最高點的1981年低了17.1個百分點，也比1978年低了12.1個百分點。從國際視野的橫向比較來看，中國的消費率既低于發達國家，也低于發展中國家，在世界上的正常經濟體中是最低的。也正是基于這樣的事實，黨的十七大報告明確提出了要不斷擴大消費需求，提高消費率。這不僅僅是實現經濟增長主要依靠投資、出口拉動轉向消費、投資和出口協調拉動，而且也是解決一系列民生問題，實現發展成果國民共享，促進社會公平與正義的基礎。

　　消費率低下的后果：既損經濟，又害民生

　　1.消費率低下，總體表明我國現階段生產力水平下的消費不足。而消費長期不足的后果是導致國民經濟失衡、失穩和經濟增長質量下降。　

　　這從宏觀經濟運行來觀察，由于消費率下滑，至少帶來了“三高”：高儲蓄、高投資和高順差(凈出口)。準確一點表達，至少可以說，儲蓄率、投資率和凈出口率都在快速提高。進入本世紀以來，儲蓄、投資和凈出口都處于高位，2006年三者均達到歷史新高，分別為50%、42.7%和7.3%，比改革開放起步的1978年分別高出了12.1個百分點、4.5個百分點和7.6個百分點。凈出口不斷上升，說明外部失衡在加劇；而投資率不斷提高，說明內部失衡也在加劇。 　　

　　失衡是脆弱性的一個重要指標，失衡狀態下的穩定，是一種脆弱的穩定。哪怕是風吹草動，都可能引致國民經濟失去穩定。失去穩定，也就意味著危機。如果消費率繼續下滑，這種內外失衡的狀態不斷加劇，發生經濟危機就是順理成章的事情。　

　　經濟增長質量低下的狀況長期來難有起色，這實質上也與消費率下滑密切相連。經濟體系是一種復雜的循環狀態，當消費率過低時，經濟增長就只能越來越依靠投資和凈出口。而高投資則意味著在維持一定產出的增長時投入了更多的資源，高投入自然帶來高排放。這就像人吃飯一樣，吃得多，自然就拉的多。高消耗、高排放，必然是低效率。在消費率低下，甚至不斷下滑的情況下，轉換經濟增長方式的內部壓力不會產生，而僅僅靠政府的外部干預顯然是難以奏效的。低消費粉飾了經濟的繁榮，而掩蓋了增長質量的低下。從整個經濟體系的循環來看，消費率過低是導致經濟增長質量難以提高的重要原因。消費的剩余是儲蓄，而儲蓄無非是分解為投資和凈出口，在當前條件下，依靠凈出口率提高實現的經濟增長依然是低質量的。從出口產品的結構和貿易條件的惡化就可以得知，凈出口拉動的經濟增長也是以高消耗、高排放而實現的。　　

　　2.從社會發展和人類發展的角度觀察，消費率低下所表明的消費不足，同時意味著社會發展和人類自身發展的滯后。　　　

　　事實上，我國消費率下滑已經不是一個短期現象，已造成了許多我們稱之為“民生”的問題，而這些問題實質上就是消費不足和消費嚴重不平等的問題。消費率低下的狀況會阻礙人的素質和能力的提高。一個國家人口的素質和能力不會憑空產生，是消費的結果。人的體能素質、文化素養、勞動技能以及道德水準，都不會在物的生產過程中形成，而只能是通過消費(物質產品和精神文化產品的消費)——人口、勞動力的生產和再生產過程來實現。消費率下滑也加劇社會的不平等。人和社會的發展，都是通過消費來實現的。物品的消費、教育的消費、衛生保健的消費等等，是任何社會成員須臾不可缺少的。消費率下滑首先擠掉的是精神文化產品的消費，其次擠掉的是教育和衛生保健的消費，對中低收入階層來說，這種“擠出效應”十分明顯。如果一部分社會成員的消費只是剩下了吃的、穿的等物質產品的消費，知識、素質和技能的差距就會拉大，社會成員參與經濟循環和社會、政治的機會就會變得嚴重不平等。　

　　這樣一來，消費率低下會導致發展的畸形。長期消費不足會使全社會物的生產和人的生產失調，導致整個社會呈畸形發展狀態。生產是手段，消費是目的。當生產與消費的這種關系被顛倒時，物的生產就會因失去目的而異化為社會有機體身上的“毒瘤”，而使人類發展和社會發展陷入病態。

　　提升消費率是化解經濟、社會矛盾的共同鑰匙

　　經濟問題和社會問題是相互交織的，而且相互影響，彼此激化，單打一來解決難以收到良好效果。　

　　但長期來我們形成了一種西醫式的思維，習慣于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即便是宏觀經濟中的問題，如對儲蓄、消費、投資、順差等相互聯系的宏觀經濟變量，在宏觀調控中往往也是強調“有什么問題，就解決什么問題”，缺少辨證施治的整體觀，更遑論分屬于不同學科領域的經濟問題和社會問題綜合起來考慮并加以解決。　

　　從經濟層面來看，消費無疑地是屬于社會總需求的重要組成部分，過去對“擴大內需”的理解有一定偏差，片面追求需求的總量指標，沒有把落腳點真正放在消費上。盡管投資、消費、凈出口都構成社會在一定時期內的最終需求，但在支出的終極意義上，只有消費需求才是最終需求，投資不過是由消費需求引致的需求。如果經濟的增長一味地依靠投資和出口這“兩駕馬車”，就會導致許多問題，如大量順差帶來的國際收支不平衡、外匯儲備持續增長的壓力、流動性過剩等等。實際上，當前面臨的宏觀經濟矛盾和問題都是與我國長期延續下來的“注重生產，輕視消費”的發展模式相關聯的，無非是在當前它們的程度更為加深了而已。要改變這種狀況，關鍵是擴大消費需求，而不是籠統地擴大社會總需求。

　　從社會層面來觀察，消費屬于民生問題。加強社會建設，保障和改善民生，使每一個社會成員“學有所教、勞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從而推動和諧社會建設，很自然地依賴于消費率的提高，因為這些問題實質上都是消費問題，也只有落到消費上，社會建設的目標才可能實現。脫離消費來談民生，脫離消費率的提升來討論民生的改善，那只是紙上談兵。　

　　如果經濟層面的問題屬于一個集合，而社會層面的問題屬于另一個集合，那么，兩個集合之間存在一個交集，即存在一個共性的問題：消費。這個交集可能隱藏了解決經濟層面問題和社會層面問題的一把共同鑰匙。消費率下降所反映出來的消費不足，引發了儲蓄過剩所帶來的一系列經濟問題；而消費率下降過程中的消費差距拉大，導致了一系列的民生問題。既然消費問題同時包含了經濟、社會矛盾的胚芽，那么，把政策聚焦于消費問題，就可收到雙重功效。　

　　面對經濟、社會矛盾相互交織的狀態，如何化解，仍還在探索之中。囿于長期來的思維習慣，經濟領域中的問題靠經濟政策來解決，社會領域中的問題靠社會政策來化解。一般而論，這也是正確的，但鑒于我國當前宏觀層面上所面臨的問題和矛盾的特殊性——都集中在消費問題上，不宜“各自為政”，而應把宏觀經濟中的矛盾和社會建設中的民生問題統籌考慮，經濟政策和社會政策都應聚焦到消費上來，這樣，它們就可以形成合力，使政府的經濟政策能推進民生問題的解決，也使政府的社會政策有助于宏觀經濟矛盾的化解。顯然，這樣的“政策配方”可以大大提高政策的效力。　

　　擴大公共消費，可收一箭雙雕之效

　　從財政政策來看，原本同時具有經濟政策和社會政策功能，但自1998年以來，一直主要是作為經濟政策即作為政府需求管理的工具來使用的，社會政策功能很弱。盡管2004年轉向以“控制赤字、推進改革、調整結構、增收節支”為內容的穩健財政政策，更加注重社會公平，但這一政策的階段性特征并不很清晰，除了“控制赤字”有一定的針對性之外，其他三條內容可適用于任何時期，當前財政政策的著力點仍有待于進一步明晰。若以“公共消費”為財政政策著力點，則可以使經濟政策和社會政策在財政身上融合起來形成合力，有助于化解當前經濟、社會中相互糾纏的種種矛盾和問題。　

　　1.財政政策應進一步轉向公共消費

　　作為政府重要的政策手段，財政政策既可以通過公共投資來刺激經濟增長，這正是積極財政政策的典型特征；也可以通過公共消費來帶動內需，擴大消費對經濟增長的拉動力。以公共消費為重心，在經濟學的意義上，其實質是轉換經濟增長的動力，從主要由投資、出口拉動轉變為主要由消費、投資與出口來協調拉動。單純從GDP數字上看，無論靠什么來拉動沒有什么差別，但增長的內容及其分配格局將會有很大的不同。以消費為主要動力的經濟增長，意味著高投入、高消耗的增長方式發生改變，增長質量提高。在社會學的意義上，向以消費為主要增長動力的轉變，同時也意味著增長成果將會使更多的社會成員分享，改變高投資下形成的過分向資本傾斜的初次分配格局，提高勞動報酬的比重，并通過公共消費直接調整第二次分配結構，從而可以優化社會結構，促進社會公平。　

　　因此，以公共消費為重心的財政政策可以把經濟政策的功能和社會政策的功能融于一身，有利于協調生產與消費、經濟與社會、效率與公平之間的矛盾。從這里可以看出，財政政策具有雙重屬性、雙重功能和雙重作用，既可以作為經濟政策來使用，亦可以作為社會政策來運用。近年來調整支出結構，向社會性支出傾斜，擴大公共消費，“民生財政”趨向日漸凸顯。從經濟的視角來看，這有利于調整積累與消費的比例關系、降低過高的儲蓄以及減少外貿順差，無疑有助于化解我國現實宏觀經濟中的許多具體矛盾。但公共消費的擴張力度不大，未能帶動國民消費率的提升，消費率依然不斷下滑，故而實際的效果并不明顯。從社會發展的視角來看，我國當前如何統籌經濟與社會發展、構建和諧社會是全社會都在關注的大問題，而教育、醫療、社保等公共消費問題則成為時下公共政策的作用重點。解決經濟與社會發展“一條腿長、一條腿短”的問題，需要大力研究并實踐科學的社會政策，而財政政策自然在這方面可以有效地發揮作用。 　

　　公共消費的問題，是當前我國經濟與社會協調、可持續發展的核心問題。對于財政政策而言，無論是構建和諧社會、經濟與社會的統籌、區域之間的協調，還是民生問題的解決，實際上都歸于公共消費。從這點來說，當前我國實施的財政政策改變了在經濟增長方面的單一作用，而同時加強了其在社會發展方面的功能，表現政策重心正在轉向公共消費，社會政策的功能在增強。　

　　2.調整公共支出結構，擴大公共消費

　　公共消費的實現形式是財政支出，在調整支出結構過程中，應以公共消費為導向，以社會性公共消費為重點，不斷提高教育、醫療、社保等領域的即期消費支出和相關的消費性投資，壓縮政府自身消費引致的過高行政運行成本，盡力提高公共消費對居民消費的帶動作用。　

　　這需要從三個層次入手來進行調整：一是調整公共投資與公共消費的比例關系，逐步提高后者的比重。二是調整公共投資中生產性投資與消費性投資的比例關系，也就是在傳統體制下我們常講的“骨頭與肉”的比例關系，適當提高消費性投資的比重。三是調整公共消費結構，逐步降低政府自身消費，也就是行政運行成本，同時提高社會性消費在公共支出中的比重。　

　　與此同時，還需要進一步調整公共消費的社會結構和區域結構，依然要向農村傾斜，向中西部傾斜。

　　首先，從社會結構來看，擴大公共消費，應更多地向農村傾斜。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應注重提高農村公共服務的數量和質量。結合城鎮化的需要，如下兩類公共消費支出是農村迫切需要的：一是公共服務設施的建設支出，也就是在前文提到的消費性投資，如鄉村道路、公共衛生設施、公共文化設施、醫療站點、校舍等等；二是用于公共服務的直接支出，也就是即期公共消費支出，如基礎教育、職業教育、就業培訓、衛生防疫、社會保障、公共設施維護等。在公共消費中，農村居民所占的比重應逐步得到提高，以盡量彌補這方面的歷史欠賬，不斷縮小公共消費方面的城鄉差距。　

　　其次，從地域分布來看，擴大公共消費，應更多地向中西部傾斜。我國中西部廣大地區總體上處于不發達狀態，尤其是公共消費，長期嚴重不足。無論是從經濟協調發展來看，還是從社會公平來觀察，逐步提升中西部地區公共消費的質與量是十分必要的，在國家財政實力已經大大增強的情況下，這也是可能的。一方面，在中央政策導向上進一步明確擴大公共消費的傾向性及其重要性，防止政策信號不清晰而導致遲疑；另一方面，引導中西部地區的公共支出調整向公共消費傾斜，加大對教育、醫療、社保、公共服務設施建設的投入，防止因為“生產”的不發達而把政策的注意力過多地放到GDP的規模擴張上。

　　作者單位：財政部科研所

　　更多精彩評論，更多傳媒視點，更多傳媒人風采，盡在新浪財經新評談欄目，歡迎訪問新浪財經新評談欄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