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與印度，在蘭密施眼中是“Chindia”——它象征著中印兩國的經歷和命運相關性，而在高盛公司的報告中卻是“BRICS”——中國、印度有同樣的高速發展特征，但卻是兩個分立的經濟體。它們各自的發展前景因此也引來世界各大預測機構的頻繁揣測。

　　早在2004年，美國華人學者黃亞聲和印度學者TarunKhanna2004年就開其端倪，在美國《外交政策》雜志發文《印度可以趕上中國嗎？》，對中印兩國的發展模式及潛力展開比較，試圖以此預測究竟是中國龍，還是印度象將擁有更美好的未來。這篇文章由此挑起了一場對中印發展道路的國際性省思。翻開歐美國家的主流報紙，將中印兩國放到一起進行比較和預測的文章，近幾年來俯拾皆是，而又有多少國際性會議，也是圍繞這個主題而展開。中印比較不知不覺之間已成一門顯學。最近的一個研究和預言則來自歐洲最大的管理及信息技術咨詢公司凱捷，它在今年9月發布的一份報告稱：“在未來3到5年印度將挑戰中國作為世界制造業中心的地位”。

　　不能說這種比較和預測完全沒有意義，然而，卻又不必太把它們當真。誰能在40年前，知道中印會有現在看到的非凡經濟表現呢？誰也無法準確預見在40年甚至20年10年后，這個世界包括中印在內會變成什么樣子。

　　當然，從近期來看，中國相比印度也許會發展得更好。在充分利用勞動力優勢和世界資本與技術，修建鐵路、公路、港口、機場等基礎設施，以及國內儲蓄水平、稅收和勞動力管理、政府辦事效率和經濟與社會開放程度等方面，中國都做得比印度要好得多。中國制造業的成長有其很大的獨特性，卻又符合一個工業化國家從起步到成長的慣常邏輯，不像印度的軟件業雖然惹人注目，但實際上只惠及少數人，并無助于全面提升產業和社會發展水平。在凱捷公司不久前公布它的調查報告后，跟中國做了26年生意的印度商人迪帕克·阿羅·拉卻說：“印度制造業要在5年內挑戰中國只有一條路，就是把中國的產品都寫上印度制造。”

　　然而，在不久的將來，印度趕上中國的可能性又是存在的。印度在IT和醫藥行業有著明顯的人力資源優勢，工程師數量比中國多且受到公認；印度的土地和勞動力也比中國便宜，這對發展制造業是個有利條件；印度還有發育完善的私人企業、較為成熟的法律制度和穩定的民主政治，在產權保障、金融市場、私有企業的融資能力以及公司治理上也強于中國。更重要的是，從長遠來看，印度比中國有人口優勢。印度是一個年輕的國家，15歲以下的人口占總人口的32%，中國只占21%；60歲以上的老年人口印度占8%，而中國占11%。按照現在兩國的人口狀況，到2015年，中國人口將有2/3超過50歲，而印度人口60%不到30歲。人口老齡化將可能拖累中國經濟增長，而數量眾多、并且相對年輕的印度人口如果獲得良好的培訓，將給印度經濟和社會發展帶來可觀的人口紅利。

　　中國與印度應該永遠這樣和平競爭下去，而又要對它加以控制，使之不演變成零和博弈。如果那樣，將是這兩個國家的不幸，而其他國家則坐收漁利。兩個國家都還是發展中國家，還面臨大量國內問題。2003年，時任印度國防部長的喬治·費爾南德斯訪問中國，他請中國政府總理溫家寶列出經濟領域的主要問題。溫家寶的答案是失業、地區發展差距和農民的相對貧困。費爾南德斯若有所悟：“我們都在同一條船上。”

　　中印兩國都還在由傳統農業社會向現代工商業社會的變遷過程中，無謂的比較和惡性的競爭只會帶來兩敗俱傷。這兩個國家，一個被稱作“世界工廠”，另一個則被稱作“世界的辦公室”，但誰都沒有滿足。中國在致力于提升科技和產業水平，希望成為世界新的研發中心，印度則開始向制造業進軍，在保持現有優勢的同時，還要開辟新的經濟增長點。當兩個國家都面向整個世界來謀求發展時，合作的空間總是永遠大于相互擠壓的必要性。

　　1945年，尼赫魯到旅印中國學者譚云山主持的國際大學中國學院出席“中印學會”第五次年會時說：“一個統一強大的中國和一個統一強大的印度應該靠攏。它們之間的和睦與友誼不但對它們本身有利，而且會有利于廣大的世界。”這句話今天更值得反復宣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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