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影響頗大的《全球通史——1500年以前的世界》中，斯塔夫里阿諾斯將人類最偉大的發明歸結為鐵、字母和貨幣。

　　遠離了真金白銀這個所謂的“野蠻的遺跡”，信用貨幣體系中的財富世界充滿了虛幻的色彩，就像馬克思所說的：“受戀愛愚弄的人，甚至還沒有受貨幣愚弄的人多”。對此，凱恩斯有過一段家喻戶曉的經典描述：“通過連續的通貨膨脹過程，政府可以秘密地、不為人知地沒收公民財富的一部分，用這種辦法可以任意剝奪人民的財富，在使多數人貧窮的過程中，卻使少數人暴富，一百萬人中也不見得能有一個人看得出問題的根源。”也許“精英意識”強烈的凱恩斯低估了普通人的智慧，但現實世界的財富故事已經不像上世紀上半葉那般簡單，在地球“平坦化”的過程中，匯率作為貨幣的外部價格正將凱恩斯的盛世危言驗證于整個世界。

　　匯率的財富魔方

　　1868年貝內特就拋出一個驚世駭言：“在新的時代，人們已經不再試圖用劍來統治世界，用金錢作為武器同樣鋒利而且有效。”在經濟全球化的游戲中，霸權國家作為真正的規則制定者掌握著財富跨國分配的主導權，而匯率魔方就是最有效、最隱蔽的工具。

　　歷史的軌跡表明，大國的崛起總是伴隨著該國貨幣在國際貨幣體系中“主流地位”的鵲起和鞏固，而匯率升貶在經濟周期的不同階段都發揮著虹吸全球財富的驚人作用。在繁榮時期，霸權國家貨幣匯率的同步升值不僅起到了塑造“硬通貨”、吸引外部資本助力的作用，還增強了本國居民的對外實際購買力，給消費狂歡奠定了基礎。而在衰退時期，霸權國家貨幣匯率的同步貶值則不僅起到了削減外部債務負擔的作用，還提高了本國貿易產品的國際競爭力，給出口增長創造了條件。

　　美國就是現今世界唯一享受這種匯率財富特權的王者。從1871年的20多美元兌換一盎司黃金，到1971年的35美元兌換一盎司黃金，再到2007年11月7日845美元兌換一盎司黃金，美元匯率的歷史就是一部長期貶值的歷史，但同時期美國美輪美奐的經濟童話卻如此驚艷。匯率貶值與財富激增的并存“悖論”只能歸結于美國和美元在全球勢力排序中的獨領風騷。對于世界上大多數國家而言，持有美元或美元資產是加入全球化游戲不可避免的潮流和時尚，而在那些政局不穩或是高度開放的小國甚至還存在美元對其本幣的“貨幣替代”，美國作為“世界貨幣”的生產者不得不面對凱恩斯所言的征收“全球通脹稅”的財富誘惑，就像邁耶在其名著《美元的命運》中坦言的那樣：“美元的生產成本幾乎為零——在聯儲按個按鈕就能生產出美元來。”

　　這種匯率魔方的財富誘惑在困難時期似乎更加難以抗拒，這實際上恰恰構成了對現在全球匯率市場變化的新鮮注腳。當“次級債風波”將美國人從經濟復蘇美夢中猛然驚醒之際，貌似如學究般死板的伯南克也像過去的格林斯潘那般肆無忌憚地按下了量產美元的按鈕，美聯儲的連續降息揭開了美元“跌跌”不休的劇幕，而持有大量美元資產的新興市場國家不得不加入為美國經濟周期下調的埋單隊伍中來，甚至連歐洲大陸的發達國家也成為美國出口能力激增的潛在犧牲者。當然，美國用匯率魔方虹吸全球財富的過程也是世界經濟和全球市場風險高度醞釀的過程，于是我們看到，與弱勢美元如影隨形的是能源價格的連續高企、黃金走勢的一路飆升、定價體系的初步紊亂、跨境資本的暗流涌動和全球通脹的赫然再起。

　　更可怕的是，匯率魔方永遠不是一個人的游戲，當位于分母的“世界貨幣”大幅走軟之際，大多數位于分子的普通貨幣正經歷著匯率升值的翡翠夢境。而這很容易帶來非霸權國家財富激增的直覺，但很遺憾，歷史證明很多時候這的確是一種錯覺。貨幣升值引致財富災難的故事可謂比比皆是、發人深省。

　　20世紀30年代的中國就是一個受難于貨幣升值的例子。1933年美國總統羅斯福為了取悅白銀集團頒布了白銀購買計劃，旨在提高銀價給白銀集團提供補償。但千里之外的中國卻由于實行銀本位受到了“本幣升值”的意外影響，白銀外流和通貨緊縮不僅讓中國的銀本位走到了盡頭，還給當時中國脆弱的經濟體系帶來了毀滅性打擊。

　　20世紀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的日本是另一個為貨幣升值付出慘重代價的例子。1985年風頭正勁的日本憑借經濟神話締造者的底氣同意了“廣場協議”中“日元幣值必須反映日本強勢經濟基本面”的提議。隨后，全世界目睹了罕見的日元超速升值的“外科手術全過程”，從240日元兌換1美元到120日元兌換1美元，瘋狂的日本僅僅用了3年時間，但接踵而至的卻是泡沫經濟的驟然破碎，日本在上世紀90年代進入尷尬的“失去的10年”，而在經濟走向驚天大逆轉的過程中，日元升值的慣性甚至長期維持，1995年日元匯率就突破了80日元兌1美元大關。

　　當然，對于非霸權國家而言，貨幣升值并非都是經濟災難的序曲。比如1973年至1999年間的德國，馬克兌美元升值了78%，其中1985年9月馬克根據“廣場協議”一次性升值了7.8%，但經濟結構的有效調整卻使得德國貿易增長沒有受到負面影響，經濟增長長期保持強勢。另一個例子是1970年至1996年間的新加坡，新元兌美元升值了54.5%，但同期金融體系完善的新加坡憑借競爭力的穩步提高保持了財富高速增長的神話。如此截然不同的例證說明對于非霸權國家而言，決定匯率與財富關系的力量更為復雜。

　　新美元故事

　　回到現實，2007年全球匯率結構的變化又帶來了哪些財富故事？不得不提的兩個關鍵詞是美元和人民幣。在新年的鐘聲中，曾經叱咤風云的“強勢美元”在一年的“跌跌”不休之后似乎變成了明日黃花，次級債危機以摧枯拉朽的方式扭轉了美國經濟周期，迫使伯南克于2007年9月18日、10月31日和12月12日連續3次降息累計100個基點，并直接導致了美元的超跌。

　　2007年11月23日，一籃子貨幣加權計算的美元指數跌至74.484，較2001年7月6日121.02的中期高位貶值了38.45%。美元指數的總體下降是各權重貨幣集體對美升值的整體表現，占據57.6%權重的歐元對美元11月23日創下1.4967的近期新高，較2000年10月26日1.1096的中期低位升值了34.9%。美國匯率魔方的轉動大大減輕了次級債危機的財富破壞力，美國商務部12月17日公布的報告顯示，三季度美國經常項目逆差比前一個季度下降5.5%，降至1785億美元，為兩年來的最低水平，而10月美國出口更是環比大幅上漲了8.76%，部分抵消了房市萎靡帶來的增長損失。美元匯率及時的策略性調整使得次級債危機發生的第三季度，美國經濟增長出人意料的躥高至4.9%，不僅遠高于第一第二季度的0.6%和3.8%，更是大大超出華爾街金融巨鱷和經濟學家們2.1%的事前預測，匯率魔方的財富效應讓全世界都有些吃驚。

　　美元的故事在年末又出現了新變化。從11月下旬起，美元跌跌不休的態勢就出現了反轉，這一方面是政治斡旋、多邊對話的結果，另一方面也是各國貨幣當局入市干預的結果。為了避免美元的超跌，市場中買入美元資產重新成為短期的策略性趨勢，10月海外持有者就凈買入了498.32億美元的美國中長期國債，遠高于9月的262.52億美元，增長89.822%；10月海外持有者還凈買入了148.78億美元美國政府機構債，231.13億美元美國公司債，302.20億美元美國股票，環比增長分別高達29.58%、43.85%和1.56.083%。

　　許多實行盯住美元固定匯率制的開放小型經濟體為了維護制度穩定，還分別進入外匯市場做了大量防范性買入美元操作，結果就是，美元匯率止跌企穩，試圖依靠匯率虹吸世界財富的努力難以為繼。

　　人民幣時代

　　2007年國際外匯市場第二個引人矚目的關鍵詞是人民幣，人民幣自匯改以來的長期升值無疑讓中國的財富創造和積累令人艷羨。2007年全年，受央行六次加息的提振，人民幣匯率繼續穩步升值。截至12月21日，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中間價為1美元兌7.3572元人民幣，較2005年7月22日的8.1100元升值7528個基點，升幅達9.28%。據國際清算銀行的最新數據， 2007年以來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指數從94.17上升到100，升值幅度達6.19%，大大超過了人民幣對美元中間價的同期升值幅度。匯率升值使得以人民幣計算的GDP數字更為醒目，中國財富呈現出快速增長的態勢。

　　這究竟是不是一種“匯率幻覺”？中國貨幣升值和財富增長的和諧并存能否長期延續？從匯率財富效應的三重要素出發，我們認為答案是較為樂觀的。雖然現在的美元貶值和人民幣升值給中國出口增長和外匯儲備管理帶來了些許困難，但中國經濟增長正在謀求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推動產業結構優化升級，10月21日通過的十七大報告就特別強調了向“消費、投資和出口”共同拉動、“第一、第二和第三產業”協調帶動的轉型。中資金融機構改革成效喜人，金融市場基礎結構建設穩步推進，人民幣匯改在外部壓力之下依舊保持著穩健步伐，貨幣當局在全球流動性過剩背景中毅然決然地選擇了從緊風格，宏觀調控對公平要素的凸顯逐漸深入。有理由相信，人民幣升值的財富效應是具有經濟協調性和內部風險管理能力的，人民幣有序升值將開啟中國嶄新的財富神話。

　　匯率作為貨幣的價格對全球財富分配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但匯率的財富效應并非想象的那么簡單，升值并不必然意味著財富增加，而貶值也并不意味著財富縮水。貨幣地位、經濟協調性和風險管理能力共同決定了匯率效應的正負和大小。長期、穩健、協調、可持續的貨幣升值是一國經濟崛起的伴生產物，同時也給財富增值帶來有利影響，人民幣升值講述的就是這樣一個貨幣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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