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94年外匯管體制改革以來，我國的外匯管理政策思路，一直實行的是強制性的結售匯制度和較為嚴格的資本項目管制制度，直至今年8月才作出調整，改變為經常項目項下外匯實行意愿結售匯制度；在匯率形成機制上，人民幣匯率實行的是主要盯住美元，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外匯管理思路長期以來基本尚沒有得到實質性改變。但是，這一政策思路實施10多年來也帶來了一些負面作用。

　　第一，人民幣匯率問題面臨巨大的國內壓力。首先，外匯儲備持續增加，導致外匯占款造成的基礎貨幣投放越來越多，構成了對當前流動性過剩和通貨膨脹壓力的巨大壓力，并使我們的貨幣政策逐漸喪失了獨立性和有效性。

　　其次，這一政策思路極大地刺激了外向型經濟的發展，外向型經濟在充分利用了我國比較優勢（廉價而充沛的勞動力資源、礦產資源、土地資源和能源等）的同時，也使得我國的經濟結構和經濟增長方式過多依賴于經濟規模的擴張和資源的消耗，嚴重制約了我們的經濟長期可持續健康發展。同時，受體制和政策（如出口退稅）等因素影響，也導致了國內投資與消費結構的失衡。

　　其三，在經濟持續多年高速增長下，穩定可控的人民幣匯率也凸現了人民幣實際匯率失真或言被低估了。國際收支雙順差不僅導致了外匯儲備高增長和貨幣投放過度，而且也使得流動性過剩、通貨膨脹和人民幣升值壓力越來越大，導致大量國際游資進入中國。同樣，實現“藏匯于民”、分散風險的政策意圖未必能如其所愿。

　　第二，人民幣匯率問題也面臨越來越多的國際壓力。首先，當前人民幣匯率制度形成的穩定匯率，在促進我國對外貿易和外貿順差持續增長的同時，也引發了越來越頻繁的國際貿易爭端，西方幾個發達國家針對中國的貿易壁壘和貿易保護越來越多，使我們的國際形象和聲譽受到損害。

　　其次，當前的外匯政策思路比較容易給西方國家找到指責我國操縱匯率、低價傾銷的口實，并把對華貿易逆差不斷擴大歸因于我國的匯率政策所致。美國、歐盟和日本等對華貿易大國也聯手向我國不斷施壓，匯率問題已成為中美、中歐戰略對話的焦點議題。

　　其三，美國次貸危機及美元貶值造成了一系列后果，導致了人民幣匯率出現了名義匯率升值而實際匯率貶值，以及人民幣對外升值對內貶值的怪象。美元降息給我國治理流動性過剩和解決通貨膨脹增加了難度，使我們有時不得不放棄最有效的貨幣政策工具——利率政策。

　　第三，我們的匯率政策面臨兩難抉擇。如果我們迫于國內外壓力，讓人民幣快速升值（或一次性大幅度升值），我們至少面臨如下三大問題：一是部分的對外貿易優勢喪失，外貿形勢可能逆轉，出口拉動因素的改變有可能使經濟增長降下來，從而會凸現社會矛盾；二是我國的外匯資產（如外匯儲備）將大幅度縮水，在缺少匯率風險對沖手段的情況下，匯率損失意味著國民財富的流失和企業效益的下降；三是對賭人民幣升值的國際投機客們將獲利離場，如果短期內巨大的資金外流，容易對我國的金融安全造成威脅，如果控制不當，可能會發生金融危機，東南亞國家有過血的教訓。

　　如果我們頂住壓力，讓人民幣緩步升值，我們同樣會面臨諸多難題：一是在經濟問題政治化的國際背景下，我們還能頂住多久？二是人民幣升值預期始終未能釋放，國際游資還會不斷涌入；三是流動性問題和通脹問題短期內難以緩解，甚至問題還會不斷加劇。

　　第四，宏觀經濟環境將面臨較大的不確定性，經濟運行中還存在許多薄弱環節，經濟和社會發展進入了轉型中的陣痛期。主要表現在：一是流動性過剩和通貨膨脹壓力的持續增大，導致股市和房地產市場泡沫化趨勢顯現，能否安全地擠出市場泡沫，是我們面臨的一個難題；二是控制經濟走向過熱，有效地調整產業結構和轉變經濟增長方式，需要我們很好地解決資源產品的價格調整、刺激和擴大內需、抑制地方政府投資沖動等現實問題，但目前我們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都面臨兩難抉擇；三是國際外部環境惡化，貿易保護主義抬頭，次債危機導致美國經濟可能陷入衰退，美元持續疲軟，亞洲新興國家成為國際游資的避風港。(王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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