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東臣

　　貨幣政策更側重于總量的調控，對于結構性問題難免會力不從心。

　　2007年，在一系列財稅政策的配合下，宏觀調控打出了一連串漂亮的“組合拳”。2008年，面對經濟結構性失衡、價格結構性上漲，財稅政策應進一步發揮積極作用，有效彌補貨幣調控的不足。

　　在貨幣政策從緊的同時，也要防止經濟大起后的大落。盡管目前國內經濟增長仍處于高位，但是回落的跡象已較為明顯。隨著全球經濟的放緩，外部需求出現疲軟，再加上內需不足，也會影響經濟的平穩運行。因此，財稅政策在發揮調節作用的同時應留有余地，應更具預見性，“有壓有保”。

　　在總量平衡的前提下，財稅政策應力促經濟結構調整。財稅政策對于結構性問題的調整比較靈活，且調控力度更深、見效更快。在緩解貿易順差方面，目前已經采取了調節關稅、減免出口退稅、減少補貼等調控方式，對高能耗、高污染、資源性以及低附加值的行業進行嚴格控制。今后，財稅政策要與產業政策相配套，在淘汰落后產能、過剩產能、過熱行業方面作出貢獻。同時，要鼓勵優勢產業的發展，促進經濟結構轉型和產業結構提升。

　　財稅政策應著力于解決經濟增長中的深層次矛盾，化解經濟增長的瓶頸——資源與環境的壓力，節約資源、保護環境方面發揮積極作用。對于促進節能減排、環保材料、清潔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應用、循環經濟等方面要采取相應的補貼和激勵措施。比如，在稅收方面，無論是在投資環節還是生產、消費環節，都應該予以優惠。包括技術和重要裝備、設備的進口以及相關技術的推廣和普及，也應予以鼓勵。

　　作為“有形之手”，財稅調控一定要防止“好心辦壞事”。要彌補市場的失靈，解決結構性矛盾，而不是干預“無形之手”。在價格方面，不能為了抑制通脹就盲目采取打壓、管制的方式，使市場價格扭曲。比如，糧食、能源的價格上漲。對成品油、煤炭等不可再生資源，也不宜采取補貼的方式壓低其市場價格。因為其價格上漲不僅反映了市場供需，而且本身對經濟增長有自然的調節作用。

　　相反，還應該在上游開征資源稅，建立健全資源有償使用制度、生態環境補償機制，通過提高能源和資源的成本、價格，促進資源節約和合理利用。對于下游投資過熱、產能過剩或“兩高一資”行業，也不能僅僅采取行政壓縮規模的手段進行調控，而應該通過財稅政策手段，采取提高稅負、減免補貼、增加排污成本等方式，降低行業的毛利潤率水平。在消費環節，可以通過消費稅等方式加以引導。比如，開征物業稅和高檔住宅的消費稅，提高大排氣量轎車的消費稅稅率，適當降低低排氣量汽車、摩托車稅率，開征燃油稅等。

　　與此同時，財政政策還應側重于改善民生，補貼中低收入人群，擴大內需。一方面應降低中低收入階層的直接稅負，增加其收入；另一方面，要加大教育、就業、社會保障、住房保障等領域的投入，改善對農業的補貼方式，既增加農民收入，刺激農民積極性，又能穩定農產品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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