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序

　　“中產”是個很時髦的詞。中國“中產”更誘人浮想聯翩。受次級貸款危機拖累，歐美“中產”消費信心大不如前。全世界銀行家、企業家及受雇于銀行、企業的經濟學家都鼓起腮幫子吹出和煦暖風，希望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市場“中產”像無土栽培的豆芽一樣在溫室里瘋長，一夜之間長到又白又胖，可以盡情收割。

　　顯然，他們都深信“預言會自我實現”。這是美國社會學家羅伯特·K·默頓提出的概念。他的兒子羅伯特·C·默頓曾獲諾貝爾經濟學獎，并創辦了使華爾街陷入上一次危機的LTCM(長期資本管理公司)。

　　對“中產”的興趣資助了對“中產”的調查。

　　最近，一項由國內知名紙媒和國際知名中文網站攜手開展的調查結果顯示，網民認為“中產”應具備以下混合特征：“收入穩定，有房有車”(83.6%)；“教育水平高，有良好修養”(68.5%)；“職業聲望高，工作體面”(56.1%)。另一項調查結果由某國際知名銀行和國內知名大學聯合公布。主要結論是，10年內，中國內地年收入達到7500美元至2.5萬美元的“中產”將超過1億人。表面上看，預言源自調查。實際上，預言塑造了調查，并通過對調查的分析指引未來。正因為種種以“中產”為名的調查更像是設定一條發展路徑，我以為，定義“中產”須在形成“中等收入階層”之后，定義“中等收入階層”則應該使用單純的經濟指標，不宜與政治、社會、文化指標掛鉤。

　　中等收入階層形成以后，會引起政治、社會、文化各領域中或顯或隱的結構調整，漸至出現非經濟學意義上的“中產”。這是果，不是因。當大多數人收入還達不到中等時，用政治、社會、文化的帽子替代收入指標，只會讓人戴著頭暈，失去方向。用這樣的篩子篩出來的“中產”數據，既誤導致力于讓更多群眾擁有財產性收入的政府，也誤導致力于提高生活水平的個人和家庭。

　　即使同意“中產”等于“中等收入階層”，很多擁有中等收入的人也不認為自己已然“中產”。為什么？

　　據財政部測算，個人所得稅實行每月2000元的新減除標準后，工薪階層納稅人數降至約30%。根據國家統計局最新數據，截至2006年底，中國內地農村人口占總人口56%，約為7.37億人。除去農村人口和城鎮非工薪階層(包括未成年人等)，內地工薪階層不過4億人，30%約1.2億人左右。根據上述后一項調查結果，設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不變，意味著到2017年，中國內地有逾1億人年收入要從24000元人民幣以上區間躍升至55000元人民幣至185000元人民幣之間，基本上要翻一番。

　　欲保證十年內年收入至少翻一番，每年年收入增長不能低于7%。但是，如果發生通貨膨脹呢？引入通貨膨脹因素后，要保證與實際購買力相對應的收入翻倍，收入的年增長率就得超過7%才行。

　　豆芽可以無土栽培。而所謂“中產”和中等收入者們，離開了收入持續增長、通貨膨脹得到有效控制的經濟大環境，只會在開放前枯萎。前途未卜，又怎敢以“中產”自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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