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志剛

　　黨的十七大報告作為劃時代的政治宣言書，對公平與效率的關系進行了新的定位，標志著我黨對公平與效率關系認識的一個重大轉折。

　　關于公平與效率的關系，長期以來的提法是“效率優先，兼顧公平”。改革開放之初，為迅速打破平均主義吃“大鍋飯”的低效率局面，黨中央提出要優先強調效率。黨的十三大明確提出“在促進效率提高的前提下體現社會公平”。十四屆三中全會提出“建立以按勞分配為主體，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鼓勵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人先富起來，走共同富裕的道路”，黨內自此正式使用“效率優先，兼顧公平”這一術語。十五大堅持這一提法。十六大從層次關系上予以明確，提出“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十六屆四中全會有一些變化，沒有出現效率優先的提法，而是主張在鼓勵部分先富的同時，“注重社會公平”。十六屆六中全會則進一步提出要“更加注重社會公平”，強調“社會公平正義是社會和諧的基本條件，制度是社會公平正義的根本保證。必須加緊建設對保障社會公平正義具有重大作用的制度”。十六屆六中全會從六個方面的制度入手加強權利公平（政治公平）、法律公平、司法公平、教育公平、分配公平。

　　2007年2月，溫家寶總理在《關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歷史任務和我國對外政策的幾個問題》中，把實現社會公平與正義同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并列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兩大任務。在2007年3月16日兩會的記者招待會上，溫家寶總理進一步強調要讓“正義成為社會主義制度的首要價值”。

　　十七大對社會公平給予了高度重視，在黨的文件中第一次旗幟鮮明地指出“實現社會公平正義是中國共產黨的一貫主張，是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重大任務”。并強調，“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處理好效率和公平的關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明確摒棄了“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提法。

　　綜觀改革開放以來黨中央歷次重要大會對公平與效率問題的論述，可以清晰地看到，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公平與效率范疇無論在外延還是內涵上都得到了不斷豐富和發展，對二者關系的認識也不斷深化、發展。改革開放初期關注的是分配公平或者說經濟領域的公平，此后公平的外延擴展到政治、文化和社會領域，提出了權利公平、司法公平、教育公平和社會公平問題。從階段來說，改革開放初期比較關注起點的公平，機會公平，此后擴展到過程公平和結果公平。對于效率的認識也有一個變化發展，從比較關注經濟效率到經濟效率與技術效率并重，強調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追求自主創新；從比較關注微觀效率到微觀效率與宏觀效率并重，既要調動各個市場主體的積極性，又要保障經濟的穩定協調發展。效率主要是經濟問題，而公平則不僅僅是經濟問題，也是政治問題、文化問題、社會問題，二者不在同一個層次，也并不截然對立、此消彼長。公平可以促進效率，公平的社會制度有利于調動群眾的積極性并促進經濟效率的提高，發展生產力，減少貧困；要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效率必須以公平競爭為前提，缺乏這個前提，搞權錢交易、壟斷，雖然在經濟上對某些利益集團也是有效率的，但對整個社會卻不是最有效率的。

　　應該承認，在改革開放之初，提出效率優先、兼顧公平有其合理之處，并且調動了人民群眾的積極性，推動了生產的發展，為保障公平提供了堅實的物質基礎。但是，也要看到，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社會公平問題日益嚴峻并亟待解決，已經成為國家長治久安與社會和諧的重大因素。十七大在公平與效率關系上的新論斷、新定位、新調整，既是認識不斷深化的結果，更是順應不斷發展的新實踐的需要。

　　黨的十七大報告強調“實現社會公平正義是中國共產黨的一貫主張，是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重大任務”，充分表明了當前促進社會公平的必要性和重大意義。

　　第一，追求公平正義是政治文明發展的方向。平等或公平是啟蒙運動提出的重要價值目標之一，是政治文明發展的趨勢。20世紀具有重要影響的政治學家、倫理學家羅爾斯在其名著《正義論》中指出，正義是社會制度的首要價值，正像真理是思想的首要價值一樣。一種理論，無論它多么精致和簡潔，只要它不真實，就必須加以拒絕或修正；同樣，某些法律制度，不管它們如何有效率和有條理，只要它們不正義，就必須加以改造或者廢除。英國著名社會學家安東尼·吉登斯也指出，平等和公平對于人類美好的生活是不可缺少的。世界銀行《2006年發展報告：公平與發展》在總結10年來許多可控實驗結果以及近期經濟學研究的成果的基礎上指出，世界上不同的文化和國家或許在許多重要的方面有所不同，但在統計數據上大多數人都在關注公平與公正，都傾向于更加公平的制度安排，更加公平的收入分配，不是自私而是公正才是人們的一種偏好。1995年聯合國哥本哈根社會發展世界高峰論壇明確提出了“根除貧困，促進充分就業，培育穩定、安全和公正的社會”的宣言。

　　第二，實現社會公平正義是社會主義本質的內在要求。無論是空想社會主義者還是馬克思主義的創始人，他們都主張資本主義的罪惡主要表現在私有制、雇傭勞動導致勞動者地位的不平等和兩極分化。所以，在馬克思主義看來，社會主義相對于資本主義的優越性，或者說社會主義政權的合法性基礎在于實現平等、公平。公平正義是社會主義本質的內在要求和體現。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不但要強調科學發展，也要強調公平發展、和諧發展。公平正義是社會和諧的基本條件。社會和諧并不是說社會沒有矛盾，也不是矛盾被壓制和控制，而應該是在公平的前提下矛盾雙方能夠相互促進，有一種比較長久、鞏固的認同感、凝聚力、向心力。強調公平實質上就是強調改革的社會主義方向。

　　第三，實現社會公平正義是中國共產黨“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的切實體現，是中國共產黨先進性的基本要求。中國共產黨是歷史的選擇，人民的選擇、擁護中國共產黨，最重要的在于他們相信共產黨能給他們創造更加公平的新社會。正是社會主義在制度上的公平設計，推行“土地革命”等一系列公平正義的政策，才使中國共產黨得民心得天下。同樣，今天處于執政地位的共產黨要想維護、鞏固其執政地位，也必須保障和實現社會公平。不解決公平問題，犧牲廣大勞動人民的利益，就違背了共產黨的宗旨，人民就不會答應。保障公平正義實質上關系到黨和國家的生死存亡。

　　第四，保障公平正義是社會主義政權合法性、社會和諧的鞏固的、長效的基石。固然，從理論上說，社會主義生產關系適應了生產力發展的要求，比資本主義更優越，應該具有比資本主義更高的發展速度。但是由于發達資本主義在壟斷技術上的優勢，對全球資源的重大控制，以及不合理的國際經濟秩序，后發的社會主義國家在經濟競爭上往往處于極為不利的地位。在經濟全球化的形勢下，國內經濟的穩定受到國際社會環境的極大影響。任何一個國家其經濟出現波折、動蕩、通貨膨脹等，完全是可以想象的。在這種情況下，把政權的合法性寄托于經濟的高速發展，寄托于對資本主義國家的全面趕超，是不切實際的。中國當前處于社會的轉型時期，或者說矛盾的高發期、凸顯期，如果把矛盾的緩解、人心的凝聚寄托于經濟快速發展帶來的溢出效應，具有很大的風險。只有從制度上、權利上促進公平正義，才能持續地增強民族的凝聚力、向心力、戰斗力，才能鑄就中國共產黨的鞏固政權，才能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這正是弱小的古巴能夠在強大的美國的經濟遏制下依然不倒的重大原因。

　　總的來說，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不但要堅持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也必須堅持和諧發展、公平發展，切實保障社會的公平正義。公平正義是社會和諧的基本條件，是社會主義本質的內在要求，是國家長治久安的根本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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