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評論員 徐立凡

　　熱議中的“大部委制”，或會成為明年行政體制改革的新號角。也正因此，“大部委制”將如何啟動和運行，內中又將包含什么樣的改革理念，備受外界關注。

　　從建政歷史來看，“大部委制”的組織架構并非機制創新。早在上世紀50年代，已有國家經委這樣的大部委設立；2003年國家設立商務部，將原外經貿部、國內貿易部以及原國家計委、國家經貿委的部分職能整合組建之舉，可以視作“大部委制”的先期試水。而時至今日，設立“大部委制”已是急迫的內在需求。

　　近年來，政府機構追求部門利益的現象趨于嚴重。“權力部門化，部門利益化，利益法制化”在局部成為一個相當突出的問題。利益驅使下，一方面“跑馬圈地”，另一方面又通過對產業政策的支配變相阻礙國家宏觀經濟政策的落實執行，不僅導致宏觀政策屢屢偏移，還極大地妨礙了國家民生政策產生效果。一些國有壟斷企業，長期依托行政壟斷，擁有強大的談判能力。自己立法，自己執行，自己監督，損傷了市場的競爭性和市場活力。

　　一個整合了不同部門利益的強力大部委，可以打破現有利益格局，消解部門矛盾因素，壓制利益追求沖動，從更宏觀和科學的角度進行政策決策，督導政策執行。

　　不過，制度設計不能簡單地等同于部門整合，而應有著更深刻的理念跟進。過去的大部委運行并不全盡如人意，原因就在于沒有將機構重組與政府機制改革的戰略行動有效結合，而與舊有的行政思維過多妥協有關。作為行政體制改革的顯著之舉，新的大部委理應具有新的內涵，避免以“一大”代替過去的“多大”。

　　新“大部委制”應使權力運行制度化。這其中既應包括決策權、執行權和監督權的剝離使用，也包括建立對府外游說群體的甄別和防御機制。大部委權力制衡體系能否創設，不僅關系“大部委制”運行是否順暢，也關系到政府體制改革能否切實向前推進。

　　新“大部委制”還應防止“大衙門病”發作。部門變大，利益集團的游說成本固然會增加，但是行政運行成本也可能增加。倘若權力決策和執行的中間環節增多，大部委的職能性也將大打折扣。

　　新“大部委制”還應承擔為政府機構消腫的使命。過去存在政府機構越改越多的問題，據統計，時至今日，國務院除辦公廳外，共有28個內閣部門，特設機構1個、直屬機構18個、辦事機構4個、部委管理的國家局10個、直屬事業單位14個，另外還有100多個議事協調機構。如此多的數量和類型之多，是發達國家政府的2到3倍之多，但是，并未在決策專業化和精細化方面有明顯進步。機構龐大雖然多屬于歷史遺留問題，但不能就此拖延下去而不予清理。

　　合理的部門架構應是既符合經濟管理需要，也符合現代政府管理規律的組成。合理的部門設置理念，應具備放權于民的治政思維內涵。而這兩點，正是我們期待于以“大部委制”為標志的新一輪體制改革的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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