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低收入群體住房問題得到政府明確保障之后，中等及中等偏下收入群體的住房問題越來越受到社會關注。目前，建設部已開始著手研究中等收入群體住房問題，以免這個“夾心層”被住房政策“疏漏”。

　　在房價“高燒”久治難退的現實狀況下，低收入群體的住房問題成為政府十分關切的重大民生問題。今年8月全國城市住房工作會議的舉行，以及《國務院關于解決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難的若干意見》公布之后，低收入人群住房的責任得以明確由政府來擔當。這是中國住房制度改革過程當中的又一件大事，也是政府為解決低收入群體的住房難題所做的一件大實事。

　　不過，當高收入群體和低收入群體的住房問題分別明確了市場路徑和政府保障兩種解決方案之后，中等及中等偏下收入群體這個“夾心層”的住房問題凸顯出來。應該看到，近年來

房價高企，“夾心層”中的不少人已經為高房價買了單，但他們其他方面的消費卻因此受到擠壓。同時，“夾心層”中還有部分人目前只能望房興嘆——這部分人群，被排除在住房保障政策之外，但又買不起房子，自然會感到被“疏漏”了。

　　這里的關鍵在于，高收入群體和低收入群體住房解決路徑已然明晰，且無疑義，而中等收入群體是否應該享受政府住房政策的蔭蔽？顯然，盡管中國目前尚未形成標準的橄欖形社會結構，但從總量上來說，中等及中等偏下收入群體當是這個社會最為龐大的人群。政府住房政策該不該惠及這個人數龐大的群體，如果應該的話，又是怎樣去進行補助，這是一個現實而棘手的重大課題。

　　從政府高層的表態以及建設部門的舉動來看，政府傾向于認為，中等收入群體的住房問題不能完全排除在政府的責任之外。換言之，政府如對待低收入群體一樣去對待中等收入群體是不現實的，也是不符合效率原則的，同時，政府亦不愿將這部分人群完全交由市場來解決。市場也會失靈，不能解決公平問題。因此，更可能的方法，是在完全的政府保障與完全的市場化之間尋找邊界點，以市場為主，以政府補貼為輔，對中等收入群體進行政策的支持。

　　針對中等收入群體的問題，住房政策定出主基調也許不是一件難事，但問題是，政府的補貼如何妥善地惠澤于一個人數龐大的群體，確是一個非常具有挑戰性的課題。比之以住房保障覆蓋低收入群體，中等收入群體的問題要復雜得多。建設部門對這個群體住房問題以及相關政策的研究，不會輕松。

　　曾有官員表示，政府已經推出的限房價、限套型的“兩限”措施，即是對中等收入群體在政策上的傾斜。這個觀點乍一聽似有道理，“兩限”下的普通商品住房，相比而言價格上要低廉一些，容易滿足中等收入群體的需要，或能減輕其負擔。不過，“兩限”商品住房并不單單針對中等收入群體，因此政策針對性其實不強。進言之，政府所有調控房價的努力，都可視為對中等收入群體的“資助”——理性狀態的房價，撇掉了過多的泡沫后，自然有益于滿足中等收入群體對住房的需求。但樓市的調控舉措，也并非專門針對中等收入群體的公共政策。

　　當然，建設部的研究工作，也不會毫無路徑可循。其中一個辦法，就是借鑒已有的經驗，結合國情制定完整的方案。中等收入群體的住房難題，有全球性的特征，并非中國特有的問題，因此也就有了可以參考的對象。另外，國內亦有一些地方已經有了探索性的做法，如本報昨天曾報道的“廈門藍本”，就提出到2009年，40%的城鎮中低收入人群，將可以全部入住社會保障性住房。

　　我們認為，廈門社會保障性住房體系一個突出的亮點，就是在社會保障性

商品房之外，對保障性租賃房給予了相當的重視。必須承認，當前中國的住房體系當中，租賃房的建設是“跛腿”的。而如何運用財政的資金，結合市場的力量，發展培育保障性租賃房市場，無疑對于改善中等收入群體的住房條件，改變其對住房的理解與預期，都有現實的意義。當然，廈門的試驗，是否有更多的推廣的價值，有待繼續探討。

　　針對中等收入群體的住房政策，學界與

地產界的一些人士也已提出了建議，盡管不少建議并不系統，但部分意見頗有道理。如運用稅收政策進行調節，對中等收入群體作出補貼，便很具有操作性。直接的做法，是適當提高個稅的起征點，將現行的起征標準適當上浮，受益者恰恰是中等或中等偏下收入群體；間接的做法，則是按戶均收入來計算個稅的征收標準——當然，這仍需要在法律層面對“戶”的概念作出清晰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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