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論

　　一年一度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昨日在北京召開，明年經濟發展工作的基調將就此產生。會議正開，風聲早起，市場人士通過細心揣測近一段時間溫家寶總理的發言、政治局會議等等信息，明確了明年宏觀調控從緊，“穩中求進”將成為基調。此前國家發改委主任馬凱在中日經濟高層對話上明確表示，未來將實行從緊的貨幣政策，防止經濟增長由偏快轉向過熱、防止價格由結構性上漲演變為明顯的通貨膨脹，“兩防”毫無疑問已經成為宏觀調控的首要任務。

　　誰都不會否認，在

中國經濟轉變的關鍵時刻，需要一個平穩的產業與金融環境，此輪調控正值

人民幣匯率市場化起步之初，能源、環境、稅收等一系列政策鼎革之際，給過熱的經濟降溫取得了最大限度的共識。

　　爭論的焦點不在于降溫本身，而在于以下兩方面，第一，如何降溫？第二，中國經濟在降溫之后走向何處？這是一枚硬幣不可分割的正反兩面，歸結起來就是一句話，中國經濟必須盡快補上國民財富增長難敵國家財富增長、內需遠遠抵不上出口這一課，政府有關部門有必要制訂國民收入倍增計劃，以國民財富的增長與公共福利體系的完善，抵擋資本時代的巨大沖擊。

　　讓中國經濟冷卻有兩種辦法，一種是在加快匯率市場化進程的同時，政府頻繁動用財稅、貨幣等各種手段，并且通過向國際輸出資本的方式擠去資產和價格泡沫，另一種是通過二次分配加快生產要素價格的改革，盡快實現財富向民間的轉移，以拉動內需市場，杜絕國民的后顧之憂。前一種方法目前已經初現端倪，中國企業源源不斷參與海外并購、中投公司與QDII資金海外投資起航就是表現，這種外科手術式的辦法，通過減少貨幣總額與資金量強行除泡；后一種方法可以稱之為中醫療法。

　　通常認為，人均可支配收入短期內大幅提高是經濟步入過熱區間的一個標志。這是苦于幼稚認識上的誤解，在勞動者權益得不到保障、市場預期模糊的情況下，勞動者可支配收入的提高是通貨膨脹無法壓制的一個結果，而不是通脹的成因。那些認為我國的國民財富大幅增長的說法同樣昧于事實，在藏富于民方面政府一直做得不夠，甚至大多數無法享受資產收益的國民成為改革成本的主要承擔者，無法同步享受社會經濟進步的利益。

　　不可否認，我國的國民收入這兩年有了一定程度的增長，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2005年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1089元，2006年末增長到11760元，2007年前三季度，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10346元，同比增長17.6%，全年估計在13800元左右，農村居民人均現金收入3321元的增長率與城鎮居民基本持平。但從相對比例來看情況則大不相同。根據英國《經濟學人》的文章，中國的消費支出從20世紀90年代早期占國內生產總值的47%下降到了2006年的36%，原因是過去10年來居民儲蓄率一直在下降，政府和企業的儲蓄率在上升。不僅政府、大企業與民眾的存款差距在加大，不同階層之間的差距也在迅速拉大，王小魯先生的研究證明，從1995-2004年期間城鎮和農村各階層間收入差距都顯著擴大，這兩年雖然地區間的收入差距在縮小，但在同一地區的不同階層間差距仍然迅速擴大。

　　所謂國民收入增加使經濟失衡的說法完全站不住腳。以日本為例，從1960年池田內閣實施“國民收入倍增計劃”，由此奠定了日本經濟起飛的基礎，從制造大國成為僅次于美國的經濟強國。解決收入分化的問題是國民收入倍增計劃的主要目標，日本政府引入了“最低工資制”，同時擴展了社會保障計劃，完善

養老保險金，提高健康保險付給率，作為配套措施針對農業與中小企業制定了專項法律，縮小不同企業、不同階層之間利潤與收入的剪刀差，同時實行基礎建設與減稅等方案。到該計劃結束時，日本的最大特點是全體國民恢復了經濟信心，社會進入大眾消費時代，以往激烈的勞資等社會矛盾開始消解，民間私人產業投資興盛，失業率維持在1%左右，“平穩發展派”最擔憂的通脹難題等并未如期而至。

　　幾乎所有國家的起飛都經歷過類似的國民收入培增計劃。到目前為止，我國的經濟發展模式最大的缺憾在于，沒有類似的計劃使國民財富同步增長，反而使國民成為改革成本的長期承擔者，并因此留下內需不振、經濟失衡、社會矛盾激化等種種后遺癥。當此經濟發展模式又一轉折之際，制訂類似的國民收入倍增計劃，化解經濟體內的痼疾，中國經濟才能由大變強，藏富于民藏匯于民，自然消解了巨大的外匯升值壓力，從行政市場走向民間市場。也只有制訂了這樣的規劃，有關部門才能回答，發展為了什么這一根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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