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評

　　據統計，今年前三季度我國財政收入同比增長31.4%，增幅比去年同時期高了6.8個百分點，而預計全年財政收入可達5萬億元。自從1999年財政收入突破1萬億元，這幾年年年上臺階，也引來一些詬病。對此，相關部門雖然總提出稅收征管、稅種設置等解釋，但財政收入增長遠高于GDP增長卻是不爭的事實。

　　當前財政收入的持續高增長，已經不僅是財稅體制本身的問題，而是中國經濟失衡與體制問題的雙重結果。具體而言，當前財政收入的高增長背后，隱含著幾個悖論。首當其沖的應該是經濟增長悖論，就是指中國經濟增長呈現出低要素價格下的利潤高估。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的增長成就舉世矚目，然而其中資源要素與勞動要素過低，形成了高利潤、再投資、高積累的循環，促使經濟規模迅速擴張。一方面，自然資源沒有形成市場化價格形成機制，環境污染、農民利益補償等都未列入資源開發成本。另一方面，勞動力價格長期過低，雖然近幾年有所上升，但據統計總體上工資占GDP比重近15年降低12個百分點。這兩大成本要素的低估，使得產業鏈條中的企業增加值被高估，這“虛增”部分經過分配和再分配，被企業和政府更多用來擴大再投資，進而增加對低廉要素的需求，從而形成一個惡性循環。在這種低估要素價格的生產過程上，增加值必然迅速擴大，財政收入也會不斷增加，損害的卻是資源的可持續性，以及勞動力質量提高。

　　而經濟結構悖論，則是體現在生產與消費這對矛盾中。重生產、輕消費，仍然非常嚴重。一方面，固定資產投資需求年年居高不下，鋼鐵、汽車等領域開始出現生產能力過剩。另一方面，最終消費中的居民消費占GDP比重卻呈下降趨勢，公眾消費能力相對弱化，

房地產、教育、醫療成為新“大山”�；\統地講，這意味更多的社會資源停留在生產過程中，而用于最終消費有限。與這種生產與消費結構適應，我國稅制結構也是重間接稅、輕直接稅。從2003年資金流量表來看，在流入政府部門的資金中，生產稅凈額為20633.5億元，其中主要是

增值稅，而收入稅只有4465億元。這就說明了一個怪圈:在生產型的經濟體中，配合生產型的稅制體系，隨著經濟總量擴張，必會帶來稅收更高增長，間接帶來的損害卻是居民消費弱化。

　　此外，眾所周知，中國改革是面向市場化目標的，自然伴隨著政府職能弱化。但是，隨著亞洲金融危機的沖擊，1997年以來政府干預經濟的程度不斷加深。財政作為實現政府職能的保障，自然能反映出這一變化。從財政支出看，以1994年為低點，財政支出占GDP比重呈現出V字形特征，從1978年的31%到1994年的12%，再到2006年的19.73%。適應這種體制變化趨勢，財政收入這些年的加速增長也可理解，強化征管亦是其副產品。西方公共選擇理論告訴我們，政府傾向預算最大化是必然的。從短期看，這或許有利于調控能力增強，但長遠來看卻最終會不利于市場化改革大局。

　　總之，即使就事論事，以占GDP的20%左右的財政收入，加上2006年已高達7600億元的土地出讓金，以及其他預算外收入，政府掌握的資源比重明顯加大。如今，只有真正增加社保類公共支出，并正視財政收入高增長背后的根源，才能促使經濟和財政走向良性運作，并使社會公眾真正信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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