席斯 王畢強

　　11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明確，防止經濟增長由偏快轉為過熱、防止價格由結構性上漲演變為明顯通貨膨脹是明年經濟工作的首要任務。一些學者也建議，宏觀調控要取得更好的效果，貨幣政策應該與其他政策手段更好地配合。由此，財政政策也更多地進入了人們的視野。

　　在當下乃至未來一段時間里，財政和貨幣政策各自能夠承擔什么樣的使命，在政策配合方面，又應該做出怎樣的選擇？本報采訪了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金融研究室主任趙全厚、中國社科院金融所貨幣理論與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楊濤、銀河證券首席經濟學家左曉蕾。

　　經濟觀察報：2007年，央行先后加息5次，9次提高存款準備金率，但經濟過熱趨勢依然明顯，通貨膨脹壓力不減，如何評價這些政策的效果？

　　左曉蕾：這個問題應該倒過來想，如果我們不采取這些貨幣政策現在會是什么樣子？今年央行9次上調存款準備金率，粗略計算如果沒有這9次，現在就是15000億的貨幣量，還有加上這1.5萬億在運行過程中所創造的貨幣，現在的流動性過剩的問題可能更嚴重。

　　楊濤：我對今年的貨幣政策效果是有一點質疑的。不過實事求是地判斷，還是有一定效果。問題是，引起宏觀經濟問題的因素很多，不僅僅是一個貨幣現象，這使得貨幣政策的很多效果顯現不出來，或打了折扣。從政策的作用來看，很多已經超出貨幣政策本身能夠做到的范疇。

　　經濟觀察報：有一種觀點認為，可以通過加稅這樣的財政政策來調控過熱的經濟，這種提議是否可行？

　　趙全厚：設立新稅種或者提高稅率是很難的，需要通過復雜的法律程序。如果經濟熱就要加稅，按照這個邏輯，現在固定資產投資過熱就應該恢復征收固定資產投資方向調節稅，這個稅在1998年已經停征，我估計不會恢復征收。目前加稅的可能性不大，加稅是對結構調整，不是總量調整。

　　5月份提高印花稅的目的是在一定情況下提高交易成本，避免投機過度。而且印花稅原來設有相應的稅率檔次，后來降了，現在只不過又調回去。這不同于設立新稅種或者把稅率提高到原稅制不曾有過的檔次。

　　楊濤：近幾年財政收入保持了高增長，在這個時候加稅壓力會比較大。按理說，政府的稅收增長，用于社會保障等的純公共性支出也應該增長。目前，在這部分支出沒有大的增長的前提下，如果只加稅可能會引來很多詬病。

　　所以，我認為加稅的外部壓力還是很大。資源稅改革就是現在中央面臨的一個比較困難的抉擇，這個改革實行后肯定會對當前的生產要素的價格上漲產生較大的壓力。

　　經濟觀察報：很多人建議，現在應該采取緊縮的財政政策以防止經濟過熱，比如說減少政府支出，但是正如你們所說，中國在社保、教育和醫療衛生等方面的開支欠賬很多，如何平衡？

　　趙全厚：政府減少支出有很多手段，最重要的是減少赤字規模和長期國債規模。明年赤字有可能減少1000億元左右，這是一個比較大幅度的削減，長期國債今年發行了600億元，明年很可能只有上百億或者不發。從近年來我國赤字規模和長期建設國債發行額的逐步降低來看，說明我們的財政政策是在穩健中根據經濟的走勢，逐步走向偏緊的。

　　現在社保、教育、醫療方面的支出需要非常大，減少政府支出也很難，但這就是結構調整的任務，減少過去政府在項目投資上的投入，加大對社保、教育、醫療方面的支出。

　　楊濤：從表面上看，可能政府的財源相對比較充足，但是從政府所承擔的事情來說，支出壓力還是很大的，因為中國政府承擔了大量的投資功能。

　　我認為短期能做的可能就是，在政府的直接投資支出上，還有其他的一些行政管理性支出上，想辦法壓縮一點，適當的增加純公共性支出，以此轉化政府職能，因為政府職能主要是提供公共服務。

　　經濟觀察報：現在越來越多的學者提出貨幣與財政政策搭配使用，您認為，怎樣搭配效果會更為理想？

　　趙全厚：現在實行的是貨幣和財政政策的“雙穩健”搭配。一般來說，對經濟總量的調控，貨幣政策的效果更好一些。對經濟結構的調整，財政政策比貨幣政策的效果要好些。對于經濟過熱現象，貨幣和財政政策一直在使用，減少赤字就是財政政策的體現，也是相對偏緊的政策。但從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的搭配上，總量調控還是以貨幣政策為主。

　　經濟偏熱時期，財政政策在總量上的調控就是財政收支或平衡或盈余，但發展中國家均面臨著發展的戰略任務。我國財政目前承擔的社會公共事務很艱巨，近期實現財政盈余是有難度的，甚至平衡都很難，因為有太多的方面需要政府投入，今年如果把2500多億的赤字縮減到1000多億，這個步子已經不算小。楊濤：很多人討論貨幣與財政策配合，究竟配合的對象是什么，配合的目標是什么？這實際上是比較含混的。我個人覺得，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配合，在中國目前的特定環境下，應該根據不同的政策所要達到的目標和其他情況進行細分。不是簡單的 “松”與“緊”搭配的問題。

　　我認為，首先還是基于經濟總量平衡目標的協調。這樣的協調肯定要致力于總需求的管理，要對“松”或者“緊”的程度進行量化。

　　按照傳統觀念，對于實體經濟結構的調整，相對以財政政策為主，貨幣政策為輔。對于金融結構問題，可能就要以貨幣金融政策為主。比如說，流動性過剩問題，歸根到底還是國內儲蓄、投資結構的失衡，對這些領域來說，兩大政策都是可以協調的。

　　再就是政策協調。典型的就是

匯率政策問題。比如說，成立中投公司，在本質上就是在外匯儲備管理上，實現了兩大政策的協調和職能的分立。

　　左曉蕾：一般來說，財政政策的政策效果相對貨幣政策來說，對經濟形勢產生中長期的影響。例如發債、減稅對實體經濟產生影響至少要一年的時間才會顯現的政策，稅制的改革時間更長。貨幣政策相對來說在短期內的影響更明顯一些。政府需要兩者相互配合使用對經濟進行調節。

　　其實我們對宏觀調控的看法有誤，

中國經濟存在總量問題，也存在結構性問題。結構問題不能要求總量政策去解決。總量指標所顯現的問題，有時候也需要結構調整與總量政策結合才能達到預期的效果。對于熱錢流入太多的問題，在“美元本位”的全球貨幣體制下和全球化的資本全球流動的趨勢下，可能并不是加速匯率的升值能夠解決的，在現在特定時期內適當的保留一些資本限制的主動權，階段性的作用可能更有效一些。

　　經濟觀察報：日前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明確，防治過熱和通脹，需加大財政政策對促進結構調整和協調發展的支持力度，對此你們怎么理解？

　　楊濤：我覺得這還是強調，先前財政政策對經濟結構調整和協調方面，還是沒有發揮出有效的作用。經濟結構調整是一直在討論的主題，但從這兩年來看，好像針對經濟結構調整的政策和言論少了一點，可能有的人覺得這是個老問題，不容易解決。

　　但現在看起來，我覺得結構性問題還是比較突出的，包括傳統的一、二、三產業的問題，第三產業和目前GDP的增長不太符合，傳統的城鄉問題，區域經濟結構問題等。這些問題都是非常重要的，關系到長期的經濟增長。

　　比如說，政策性金融問題，最早是作為

財政部門和貨幣金融部門的一個銜接點，因為當時由于財政的效率比較低，純粹用市場化的金融手段又做不到。不過，現在政府金融改革的大方向是商業化改革。我個人的觀點是，不能完全走極端，因為涉及到經濟和金融結構性問題，很多東西還需要政策性金融來解決。

　　中國正走向城市化，需要大量的投資，但是缺乏有效的長期資金供給來源。目前由于資本市場還不夠完善，長期資金的供給來源只能是銀行資金，但目前整個銀行體系存在短存長貸的問題，銀行資金來源大部分是短期化的資金儲蓄。這在很大程度上需要政策性金融來提供。

　　趙全厚：我認為，這說明財政將加大對民生方面的支出，減少項目投資，把一些結構性問題解決了。我估計，明年總量和結構會一起調整，總量就是赤字規模將繼續下降。結構上將繼續加大在公共支出上的投入，最近財政部已經安排了470億元用于補貼農村義務教育保障，強化薄弱環節。

　　經濟觀察報：很多人預期中國經濟增速明年下半年或者2009年可能會持續回落，認為到那時候財政政策應該扮演更積極的角色，您的判斷如何？

　　左曉蕾：我們認為，在中國目前的情況下，兩會設定的8%的經濟增長率應該是一個保持中國經濟正常運行的百分比，如果GDP回落到低于8%，可能就有些不正常了。如果發生了過度下滑的情況，我們相信貨幣和財政政策可能就要調整，馬上就應該是積極的了。

　　楊濤：對這個判斷，我認為可能性還是比較大的。在這個前景下，我個人覺得，財政政策需要做的，一是怎樣更有效地把自己納入到宏觀調控當中；二是如何與其他政策協調起來。

　　財政政策首先關注的是內部政策怎樣協調。比如說，財政支出政策怎樣與稅收政策協調。稅收政策這些年來一直很簡單，就是保持稅收高增長。而財政部門在制定政策時，往往沒有與稅收政策結合起來，這對宏觀經濟的影響有可能是反向的。就像上個世紀末，在我們擴大內需時期，稅收增長卻很快，對財政支出的增長產生了對沖。

　　還應該關注的是，財政政策怎樣與貨幣政策建立有效的關聯。我認為貨幣當局和財政當局應當建立有效的協調機制。比如說，在國外，兩大當局在國庫管理上都有定期的磋商，真正有一個對話或者協商機制，而不是在雙方產生一些目標沖突時，要憑借第三方或中央來協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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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源：經濟觀察報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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