鮑泰利、蓋爾·福斯勒

　　●生產效率的快速增長，尤其是制造業生產率的快速提高，是中國公司獲利能力提高的最主要因素，也是人民幣匯率近年來出現低估的重要原因

　　●政府對基礎設施的投資以及國內物流網絡的不斷發展，減少了在中國辦企業的后勤成本

　　●中國的私營企業已經超過外商投資企業成為出口增長的龍頭，并能夠取得較高的生產率增長來抵消工資上升等成本增加的影響

　　●城市住房的私有化、國企改制和企業的社會財務負擔從國企向政府轉移等因素，增加了企業的現金流，個人的財富效應進一步加速了經濟增長

　　●貿易順差不斷擴大的主要原因在于：(1)制造業的過度投資；(2)鼓勵出口勝于進口的激勵制度；(3)國際市場準入以及較強的出口競爭力

　　中國競爭力和企業盈利能力增強的一個重要動力是，自上世紀90年代中期工業結構調整加速以來，該國生產率的超常增長。中國一直以來都顯示出空前的意愿，允許競爭塑造市場，重塑國有企業。

　　中國獨特的生產率故事

　　盡管制造業產出不斷增長，但是制造業就業總人數在1995年到2003年之間減少了1800萬人，是同時期美國制造業就業人數減少數量的六倍。上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中國工業結構調整的規模之大、程度之深是很難想象的，可能也難以被國際社會充分認識到。中國總就業人數在同時期并沒有下降太多，因為建筑、園藝、通訊和其他服務行業等經濟的其他部分吸收了制造業釋放出的大部分勞動力。制造業就業人數從2004年再次開始增加，但是速度非常慢。

　　當上世紀90年代中期工業結構調整大規模開始時，最初的生產率增長主要是來自冗余勞動力的釋放，但是之后幾年，技術、管理和勞動力的升級以及后勤成本的下降，就成為促進生產率增長的更主要因素。既然非國有企業平均說來要比國企效率更高，那么私營企業在全部工業產出中的比重快速增加加快了平均生產率的增長速度。工業結構調整過程大大減少了虧損的國企數量。不論對國企還是非國企，技術升級、輔以成本相對較低的資本，常常被看作能夠繼續經營的唯一道路。2001年中國加入WTO之后，國內競爭更加激烈。

　　美國經濟咨商局的研究人員計算得出，在1995年到2003年間，中國大中型工業企業的年均生產率增長率是20.4%，按國際標準來說是個令人瞠目結舌的高速度。這個數字與

北京大學中國學者進行的經驗研究結果相一致。盡管高的勞動生產率增長并不一定意味著整體生產效率的提高，但仍然有很明顯的跡象表明，自上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中國很多行業的競爭環境改善了。

　　制造業生產率增長由于金融業改革和政府基礎設施投資而得到了進一步加強，前者提高了資源配置效率，后者降低了企業后勤成本。1995年到2003年間，中國年均勞動增長率(官方數據為7.3%)是同期美國(2.4%)、歐盟15國(1.4%)，日本(2%)的數倍，也遠高于印度(3.9%)(見圖1)。

　　勞動生產率而非匯率

　　是競爭力的主要動力源

　　中國經濟成功的第一基礎既非低工資也非低估的匯率。中國一直把短期就業率放在把企業重組作為更有效率、市場化的經濟主體前面。勞動生產率的快速增長，特別是制造業生產率的快速增長是中國國際競爭力提高的重要因素。匯率低估則不那么重要，因為從多種尺度看來，人民幣直到2003年和2004年都沒有低估。勞動生產率的快速增長也是中國經濟增長從本世紀初開始加快的關鍵原因，同時也是2004年下半年以來貿易盈余出現并快速擴大的關鍵原因。

　　匯率也起著作用嗎？要知道，匯率起碼在經濟重組過程中造成就業崗位流失的時候能夠起到一些保護作用。然而，很讓人懷疑中國是否夠快地調整了名義匯率，來充分抵消制造業生產率增長的效果。這會在那些生產率增長不快或者沒有改變的行業中產生非常嚴重的調整問題。因此，匯率一定程度的低估可以被看作是中國工業改革和經濟發展的不可避免的結果。盡管中國能夠而且應當(這符合中國自身的利益)讓人民幣更快速地升值，但是找到恰當的時機和調整的幅度是公認的難。盡管中國匯率低估助長了貿易順差的擴大，但是它絕非主要原因，而且與美中貿易雙邊逆差沒什么關系。

　　勞動生產率增長

　　提高了企業盈利能力

　　盡管勞動生產率不斷增長，資本回報率在工業結構調整之初的幾年仍然是下降的。直到上世紀90年代末，制造業的重要部分利潤率才開始上升，包括國有企業。雖然有升有降，但是企業盈利的上升勢頭一直持續到了現在。

　　各類所有權的企業都出現了盈利增加的趨勢，包括國有企業、私營企業和外資企業(見圖2)。

　　很多制造企業都能做到：(1)自2000年以來在降低單位勞動成本的同時把實際工資提高10%到15%；(2)保持出口價格不變甚至降價來獲取市場份額，至少在2006年前是這樣(2006年很多中國出口品的價格開始上升)；(3)同時提高盈利或者取得其他成就。

　　但是生產率的快速增長并不是其中的唯一原因。一系列促進增長的結構性和偶然性因素共同促成了中國在改革密集期強有力的經濟增長和低通脹。這就像是一個巨大的飛輪在各種互相增強的因素的推動下開始運轉。

　　“飛輪”效應在世紀之初啟動

　　首先，從2001年開始制造業的投資以快于GDP和總體投資的速度增長(見圖3)。第二，我們也觀察到公司投資中自融資金的比重在上升——目前已經超過60%，資金來源主要是公司利潤、折舊和在非正式貨幣市場上融得的資金。第三，公司利潤的上升傾向于引起國內制造業“過度投資”和凈出口增長相互加強的現象，因為中國公司通常會將稅后利潤用于再投資，而不是分紅。制造業投資增加產生更高利潤，更高利潤又帶來更高水平的投資，循環往復。很明顯，這個過程不能無限制地持續，但是目前還沒有停止的跡象。

　　各種因素加劇了“飛輪”效應。

　　1.政府財政項目、城鎮住宅私有化進程的加速以及1998年在亞洲金融危機期間采取的防止衰退的措施推動了國內需求的增加。

　　2.隨著日本走出十年停滯，同時美國也從短期衰退(2000年互聯網泡沫之后)中恢復，外部需求也開始增加。

　　3.內外部需求的強勁增長，以及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快于工資增長，導致上世紀90年代末期公司利潤開始反轉上升。

　　4.中國加入WTO無疑增加了FDI的流入和商業信心。

　　5.城鎮住宅以市場價的一部分進行私有化產生了很強的財富效應，增強了經濟中其他積極因素的作用。這增強了勞動力的流動性、加速了城鎮化進程，也加快了生產率的增長。

　　6.城鎮住宅私有化也為企業家提供了額外的現金，因為他們不再負有修繕現有住房以及建造新住房的責任。

　　7.類似的醫療、教育和其他社會服務的財務負擔從國有企業向政府轉移也為企業家們提供了額外的現金。

　　8.自上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的中國國有企業改制也為企業家們提供了額外現金，因為中國90%的改制收益都用在改制后的企業當中，或者改制企業的控股公司當中。

　　9.中國基礎設施的快速改善讓三大經濟聚集區：泛珠三角區域、寧波-上海-蘇州區域和北京-天津走廊內部和之間的后勤成本下降。

　　10.2003年的SARS疫情是短期的，但是銀行信貸的快速擴張(為對抗經濟突然下行)在此后相當長時間仍在繼續。這為企業提供了相當多的流動性，企業開始享受到資本回報率的提高。

　　目前的快速增長模式

　　難持續

　　自本世紀初以來，中國投資、產出和凈出口增長的模式是不可持續的。企業利潤因單位勞動成本上升而下降、匯率升值、土地和公用設施成本上升等糾正力量將不可避免地開始發揮作用，但是目前高投資、高利潤的循環仍然在加強。中國很多行業有可能在未來幾年繼續享受成本優勢。內外部失衡在目前的循環結束之前可能會顯著惡化。

　　國內經濟和社會失衡的不斷加劇，以及貿易盈余的擴大意味著制造業投資過多，社會基礎設施(醫療、教育和社會保障)、廉價房和環保投資太少。采取進一步的措施減緩制造業投資增速是必要的，也有必要采取措施減少個人預防性儲蓄、促進消費。匯率更快升值，特別是在增加匯率靈活性的同時實現升值，對這些措施的實施是有好處的；而且，通過把國內的激勵框架向有利于非貿易部門轉移，匯率升值有助于刺激就業增長。如果目前的態勢持續，貿易盈余很可能繼續上升，這將加劇國際貿易摩擦，造成不可預知的后果。

　　中國政府最近要求盈利的央企開始支付紅利，這是走向正確方向的一步，但是所宣布的5%到10%的數字太低，對制造業的過度投資起不到實質影響。(作者為世界銀行駐中國前首席代表、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教授，王慧卿 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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