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業銀行對信貸對象有能力進行自我評價和風險控制，而目前較為嚴格的利率浮動管理制度，則限制了這一市場化手段的發揮空間。其結果就是，商業銀行在利差拉大而有利可圖之時，會選擇大肆放貸，而在管制嚴格和風險聚集時，則迅速收緊銀根，繼而給宏觀經濟運行造成“助漲助跌”的潛在危害。

　　⊙馬紅漫

　　“銀行貸款難”成為最近幾天的焦點新聞。據報道，進入四季度以來，國內各家銀行均對基層分支機構的貸款指標進行了收縮，甚至出現了個別銀行分支機構由于自己手中的貸款指標已經用完，而不得不暫時停止對外放貸，由此令一些符合貸款信用條件的個人購房者和企業用戶無法按時獲得銀行放款。

　　導致這一現象的直接推動力是監管部門對信貸比例的控制。其實從今年上半年開始，銀行貸款增速過快就已經引發了監管機構的高度重視。銀監會明確表示，商業銀行年內的新增貸款總量應控制在15％。但遺憾的是，在今年的前10個月里，商業銀行已經用去了全年新增貸款額度的99.67％，致使最后兩個月僅剩余850億元額度。因而從四季度開始，各家銀行紛紛放慢了貸款投放規模和速度。

　　采取行政性措施來控制商業銀行信貸規模有其現實意義，即能夠通過剛性的制度約束，直接卡死信貸投放的增長。對于遏制當下“由偏快轉向過熱”的宏觀經濟形勢而言，這種調控舉措發揮著積極的作用。但是，這樣的政策措施理應定位于權益之計，因為行政主導下的調控措施雖然效果明顯，但也有可能會產生一系列的負面效應。長期來看，還是應該秉承更加市場化的手段來調控銀行的放貸規模。

　　行政調控的最大弊病就在于難以準確把握調控力度，一旦控制失當，甚至可能會造成適得其反的效果。流動性過剩可謂是

中國經濟目前最大的疑難問題，各項緊縮性政策皆由此而來。但同時，現實經濟又相當復雜，流動性過剩并不一定意味著全社會資金的供給過度，而是同時存在中小企業和農村金融融資困難，以及銀行間市場暫時性的頭寸緊張等問題。一旦緊縮力度偏大，就可能會讓緊縮問題在部分領域出現。市場化的調控措施因其可以漸進地影響宏觀經濟，而能避免“硬剎車”的風險；行政性手段則因其“一刀切”式的調控模式，極有可能帶來負面效果，比如對于亟需資金的實體經濟和個人而言，因為信貸瞬間收緊而蒙受損失，再通過資金鏈緊張造成企業經營困難，甚至產生其它連鎖反應，繼而影響整個經濟運行的安全穩定。

　　更值得我們深入思考的是，為何商業銀行會提前用盡絕大部分貸款額度，以至于亡羊補牢的監管措施會突然而至？其原因在于目前尚未完全市場化的信貸利率制度。央行年內實施了五次加息，但是活期存款利率卻經常被“忽略”。數次加息之后，活期儲蓄存款利率仍然長期保持在0.72%的歷史最低位，僅在今年7月21日提高了9個百分點，由0.72%上調到0.81%。這與貸款利率動輒提高27個基點相比，差別非常明顯。由于活期存款幾乎占到銀行存款的一半左右，“按兵不動”的活期利率直接導致商業銀行實際存貸款利差加大，因而盡量放貸就成為商業銀行的必然選擇。至于銀監會設定的信貸額度，商業銀行在豐厚經濟利益的面前，自然將其拋到腦后了。

　　行政性限制措施難以避免負面效果，而市場利率變化又遭遇商業利益的對抗。這些問題的背后，恰恰暴露出市場經濟的體制建設尚未完全到位，需要在商業銀行信貸體制市場化方面推進改革。

　　商業銀行本身是追求經濟利益的機構，會在既有的政策條件和利率制度下尋求最大的利潤空間。因此，直接在年初就限定貸款規模并不科學，年終集中暴露出的“貸款難”問題也會讓調控部門自己陷入尷尬之中，畢竟“無款可貸”已經背離了調控的初衷，影響了實體經濟的正常運行。事實上，商業銀行也并非是一意孤行地隨意擴大貸款規模，面對可能出現的市場風險，商業銀行也會權衡利弊，自我收緊貸款規模。比如在央行和銀監會出臺有關第二套住房提高貸款標準通知之前，廣東、浙江、福建、重慶等地的商業銀行就已經悄然提高了首付比例要求。商業銀行一貫視

房地產貸款為優質資產，卻居然在無外力要求的情況下，自發地壓縮房貸投放，說明商業銀行面對

房價的飆升，絕非只是簡單地樂在其中，而是根據風險的高低來確定具體的信貸投放規模。

　　這一事例表明，商業銀行對信貸對象有能力進行自我評價和風險控制，而目前較為嚴格的利率浮動管理制度，則限制了這一市場化手段的發揮空間。其結果就是，商業銀行在利差拉大而有利可圖之時，會選擇大肆放貸，而在管制嚴格和風險聚集時，則迅速收緊銀根，繼而給宏觀經濟運行造成“助漲助跌”的潛在危害。與遏制單向宏觀經濟的“過熱”或者“緊縮”相比，銀行信貸規模因外部因素而瞬息轉化將更加難以防范，其風險不容小覷。如果能夠實行較為寬松的利率信貸政策，商業銀行就可以根據風險評估確定分級貸款制度，讓這一轉換過程較為平緩，進而形成宏觀經濟波動的緩沖機制。

　　因此，監管部門與其直接限定貸款增長規模，不如逐步嘗試采取市場化的措施，也就是逐步開放利率浮動范圍，給予商業銀行根據信貸客戶的具體風險，確定不同的利率水平的權利。這樣既可以推動兩者間形成正相關的良性關系，也能夠避免直接數量限制下的政策風險和負面影響。

　　（作者系經濟學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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