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周刊》評論員

　　為了抑制資金非法流動，深圳銀行業被迫設置提現限額，這種因噎廢食般的做法揭示出地下金融活動危害不淺，一度被視作小打小鬧的地下錢莊正在對金融安全提出嚴峻的挑戰。

　　由于脫離在監管之外，中國的地下金融規模難以估計，一個可供參考的數字是，中央財經大學發布的首份地下金融調查報告顯示，中國的地下信貸規模介于7405億元至8164億元之間，在此之外，另有各種洗錢性質的資金交易不知凡幾，此前深圳警方成功破獲的一起非法外匯買賣案件，短短一年半內涉案金額即達43億元之巨。

　　除去監管等原因，中國的地下金融規模龐大活動頻繁，側面反映出正規金融體系難以完全滿足當前經濟之所需，這種供需間的矛盾可大致歸納為：一方面，由經濟持續高速增長而帶來的金融需求多樣化客觀上要求金融部門盡快擺脫同構性；另一方面，以所有制歧視和價格管制為標志的系列政策人為阻滯了金融產品供給趨于優化。應該看到，此一快一慢間所留出的逐利空間，正是地下錢莊賴以存在并擴張的根本誘因。

　　2003年起，人民幣開始遭遇升值壓力，

匯率及資本流動管制隨之出現部分松動，形勢變遷進一步刺激地下錢莊“發展壯大”，尤其是跨境資金匯兌呈攀高之勢，打擊地下交易所面臨的困難更加突出。有報道稱，中國每年記錄到的外匯匯款中或有50%以上通過非正式渠道劃轉。外匯管理部門對此難以兩全的尷尬是，加強監管的努力可能反而助長地下錢莊無須申報、手續簡便的“優勢”。

　　相當時期以來，針對地下錢莊擴展趨勢，相關部門連連出擊，成果斐然。只不過，如上所述，中國的地下金融活動更多地內生于長期扭曲的金融安排，因此，那些基本以事后查處為主要手段的應對措施雖能解一時之急，但從長期來看，若無金融體系整體改善為基石，圍繞地下錢莊而展開的取締與反取締，難免走入此消彼長的怪圈。

　　打擊地下錢莊的實質是打擊非法金融交易，由此派生出的必要前提是，依據實體經濟發展狀況劃定合法與非法的界限，以及在合法合規的限度內保證正常需求得到滿足。具體來說，當下應著手進行的工作主要有：

　　第一，告別“雙缺口”時代，中國的外匯儲備連年攀升迭創新高，加之伴隨一國經濟高速增長，其本幣逐漸國際化以及資本項目逐步放開正合題中應有之義，因此，中國有必要繼續放松資本管制，給予企業居民更大自主權。

　　第二，市場經濟條件下，中國經濟組織結構的多元化要求金融部門相應實現組織結構的多元化，主管部門應該制訂完善適應于自然分工規律的金融政策，推動構建起滿足多種所有制形式、多種規模類型企業發展所需的多層次融資體系。

　　第三，現有金融機構，尤其是國有

商業銀行應真正實行公司化轉換，不斷提高金融服務水平，不斷增強風險定價能力。畢竟，銀行不能實行完全競爭，銀行風險與銀行規模呈反相關關系，銀行規模越大，創新能力越強，因此，金融體系效率的提升應以存量改革為主干。

　　第四，地下金融活動因其隱蔽性而難以監測，但是，中國的地下金融活動如此龐雜且有可能長期存在，因此，監管部門應努力設法將其納入監測體系，惟其如此，經濟決策部門才能全面掌握真實信息，對于地下錢莊的打擊也才能作到對癥下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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