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錢荒”的政策啟示

　　本報評論員 任孟山

　　在這個流動性過剩的年代，11月發生了件事情，可能不會有人想到——人民幣短缺。11月初，中國人民銀行深圳中心支行下發了文件，被媒體稱為“關于加強現金投放管理的11條指引”。其核心內容是對銀行現行提款規定的調整：個人每日提現不得超過3萬元，每周不得超過5萬元，每月不得超過20萬元；企業每日提現不得超過10萬元，每周不得超過20萬元，每月不得超過50萬元。

　　據說這樣做的理由有很多種，比如，有人利用大額提現來進行“黃賭毒”、走私、洗錢、偷漏稅等違紀、違規、違法行為；再如，不少境內居民在香港開立賬戶炒股都是通過地下匯兌的方式將資金轉出，也有人攜帶相關法規限制的最大量現金通關到香港開戶。總之，出發點是好的。但是，這個文件的實施，立刻引發了當地民眾的焦慮和廣泛的質疑。而且，一部分銀行營業網點過度執行文件，甚至將柜臺取現限制在3000元／天，很多ATM機處于維修和沒錢的狀態。

　　這在給人們的生活帶來了諸多不便的同時，帶來了“錢荒”情緒的社會蔓延，各種傳言和猜測不脛而走，尤其是在確定中石油和中石化的深圳子公司涉嫌卷入深圳“杜氏地下錢莊案”之后。但是，不知道是社會總體反應的影響，還是溫家寶總理明確表示不贊成這種做法的影響，反正媒體報道說11月20日晚上，有

　　事情的發展頗有些戲劇色彩，從實施到結束不超過20天時間。從規定實施的層面講，似乎可以解釋為有關方面反應迅速，有錯就改，防止出現更大的社會后果，是個好事情。畢竟比起其他很多落伍規定要強，因為這些規定明知道不好，卻總是沒有修正意見，于是，只好將錯就錯。不過，從制定規定的層面講，這樣的做法是不是缺少了些嚴肅性？制定規定的前期功課明顯做得不夠好，對可能的社會后果沒有足夠的估計。要知道，這種規定的出臺，實在是會影響到太多人的社會生活。

　　公共政策的出臺，理應有嚴格的論證過程，理應有嚴肅而嚴格的制定程序。出臺規定不是兒戲，而是非常嚴肅的事情。但有些時候權力部門的做法，確實讓人無法理解，就像建設部去年曾在自己的網站上發布了一個意見，是界定“新建住房90平方米以下小

　　隨著權力部門開放狀態的拓展和社會民主精神的增長，凡是關涉到公共生活的政策出臺，越來越多的制定過程在走聽證的程序。雖說限制取現的規定不一定要走聽證的程序，但至少在制定規則的過程應該具有聽證的精神。換句話說，在出臺強力影響公共生活的相關規定之前，如何有效地聽取利益攸關方的更多意見，如何讓這種聽取意見的行為制度化，是需要握有實權的部門認真考慮的。

　　缺少嚴謹程序的規定容易出臺，當然也就容易取消。這種捉摸不定的狀態，帶來的不僅是民眾的不安全感，也有權力部門的社會公信力削弱。以限制取現的實施和取消作為案例來說，難道經過兩周多的限制取現，就可以將諸如洗錢、偷稅漏稅等問題解決了嗎？這顯然不能說服公眾。按道理講，無論是限制還是取消限制，都要“給個理由先”，而且這個理由要能經得起社會質疑，不能隨隨便便就制造“錢荒”。

　　一個社會的進步，可以表現在很多方面。表現在公共政策的制定上面，應該是給這個社會以更多的確定性。只有這樣，才能讓公眾有可觸摸的預期，也能有穩定的生存狀態。不能像港股“直通車”變成了“過山車”一樣，虛虛實實的信息迷藏背后，拿人們的真金白銀作賭注；也不能像限制取現時有時無一樣，讓許多緊急取現甚至以清戶手段取現的人，不得不折回銀行。所有這些，不僅浪費了各種社會資源，浪費了人們的金錢和時間，也衍生了來來回回中的精神焦慮，影響了人們對近期經濟與社會生活的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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