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中國人民大學宏觀經濟預測課題組

　　目前，雖然中國的消費增長速度擺脫了“低水平”困境，但實際增長幅度并不顯著。在國民財富分配格局沒有重大調整的環境中，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小幅提升并不足以支撐中國消費水平進一步的提升。初次分配格局的調整與再分配結構的調整應當共同成為未來啟動消費的核心手段。

　　“低消費、高投資”格局難變 2007年，我國社會消費零售名義總額在2006年快速增長的基礎上，出現了加速增長的態勢。第一季度社會消費零售名義增長率為14.9%，第二季度名義增長率接近15.4%，第三季度15.9%，全年預計16.2%。但是，由于2007年物價水平持續攀升，導致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的實際增長率較2006年不僅沒有增加，反而呈現下跌的趨勢，全年實際消費增長速度為11.7%。

　　另外從居民消費支出水平來看，2006年消費支出水平增幅超過歷史平均水平，2007年增長速度進一步上升，預計達到9.5%，但與歷史最高水平13.5%依然存在著很大差距。因此，我國消費實際增長水平雖然在名義上擺脫低水平的困境，但實際消費的進一步提速卻難以獲得實質性進展。

　　事實上，未來相當一段時期中國面臨的“低消費、高投資、高凈出口”格局難以改變，維持在11%-13%的社會消費零售總額的實際增長速度和相應的9%-10%的居民消費支出增長速度，并不足以改變中國目前消費水平偏低的結構性問題。因為，在中國消費速度輕微提升的過程中，近7年來資本形成平均增長速度為16.3%，而凈出口的平均增長速度為38.7%，9%-11%的消費支出增長速度依然難以挽回消費在GDP中比重下滑的局面。

　　我國最終消費占GDP的比重從2000年的62.3%下降到2006年的49.9%。雖然消費速度在2005-2006年有所提升。收入分配格局不平衡造就“窮居民”中國消費的實際增長速度為何難以出現持續高速增長的態勢，并推動

中國經濟由投資與出口主導型增長模式向消費、投資、出口協調拉動型增長模式轉變呢?其關鍵原因在于以下幾個方面：中國的收入分配格局，特別是初次收入分配格局的不合理使中國消費大幅度增速缺乏收入支撐。近幾年，居民可支配收入水平雖然在不斷提高，但由于收入的增速低于財政收入和企業盈利的增長速度，其結果是在高速經濟增長過程中，居民可支配收入占國民收入的比重不斷下滑。

　　2000-2006年居民總收入平均增長速度為11.2%，工資平均增長速度達到11.6%，但是同期財政收入的平均增長速度達到19.1%，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利潤的平均增長速度達到25.5%。這種收入分配增長速度的差異直接導致了中國高經濟增長過程中收入分配格局的惡化，其中初次分配格局的惡化更為明顯。

　　從2001年-2006年中國勞動者報酬占GDP的比重從51.5%下滑到40.6%，下降了10.9個百分點，營業盈余及固定資產折舊的占比從34.5%上升到44.8%，上升幅度達到10.3個百分點，而生產稅凈額占比從14.1%上升到14.6%。這種“富政府、富企業、窮居民“的格局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中國的投資-消費格局的惡化。過高的企業留利和財政收入直接導致企業投資規模和政府基礎建設規模高速增長，使消費-投資增長速度差異長期保持在較高水平之上。居民消費支出占GDP的比重從2000年的46.6%下降到2006年的36.3%。同時全社會總存款中，居民儲蓄存款的比重持續降低，從2000年的53.6%下降到2006年的50.7%。因此，全社會儲蓄率的過高不是由于居民儲蓄過高，而是由于初次分配不合理導致的企業存款和政府儲蓄的巨幅增長與過高。

　　因此，只有減少企業留利和政府稅收在GDP中的比重，才能從根本上改變中國消費啟動的支撐基礎。正是從這種意義上說，初次分配中的公平問題以及工資形成機制的滯后成為中國消費增速的最大制約因素。目前居民的初次分配收入的增長速度難以改變目前格局，消費啟動依然是一個較為漫長的過程。

　　住房投資擠壓消費空間除了初次收入分配格局的因素以外，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的來源結構和分布結構的變化也成為制約消費增速的因素。初次分配收入占總收入的占比下降，使居民長期性、恒定性和可預期性收入的占比出現了下降的趨勢。

　　1998-2006年轉移性收入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從20%上升到24.6%，而工資總額占GDP的比重卻從11.2%下降到10.98%。工資占居民收入的比重與工資占居民消費支出的比重之間的差異也呈現擴大的趨勢。而這些結構性的變化對于消費提速都是不利的。居民收入分配分布結構，特別是基尼系數的提高也使全體社會邊際消費傾向下降。再有，住房投資支出極大地擠壓了消費支出增長的空間。

　　1998年的住房制度改革是中國消費支出模式的“拐點”，1994-1998年消費占居民可支配收入比重隨著經濟增長而出現不斷提升的態勢，由52.4%持續上升到1998年的58.2%，但1998年住房制度改革后，該比值從1998年的58.2%一直下降到2006年的52.0%。其核心原因就是居民對于住房投資的支出大幅度擠壓了消費支出的空間。

　　中國居民住房投資支出占總收入的比重從1998年的2.96%一直上升到2006年的11.2%，中國居民投資支出與消費支出的比例從1998年的0.051∶1上升到2006年的0.215∶1。由于

房價加速性的上漲，估計2008-2009年房價的進一步提高攀升將使這兩項指標進一步提高，這對于2008年實際消費支出的提速有極大的影響。還有，大量具有公共服務性質的費用支出的提高，對于消費提速也起到十分重要的制約作用。

　　2001年到2006年居民消費中，醫療保健支出、教育支出以及居住支出大幅度提升了，且增長速度超過了居民消費的平均增長速度。在1998年之前，這些服務性支出大量由國家承擔，具有一定的公共福利特性，1998年之后市場化改革使這些服務的支付由居民進行支付。可以看到，這些服務支出的比重在2000-2006年期間達到32.1%，且逐年提高。這大大擠壓了居民對于其他消費的支付，同時也降低了對這些具有公共性服務的消費規模在這幾項的支付比重。因此，加大財政對于醫療、教育以及居住的投入，加速構建公益性醫療、教育體系以及進行居住補貼的改革對于消費啟動也是十分重要的。

　　因此，我們可以看到，在初次分配改革沒有大規模開展、財政對于醫療教育投入沒有大幅度增加、

房地產價格增幅沒有穩定以及居住補貼機制沒有建立的前提下，即使居民可支配收入在經濟增長的推動下按比例的增長，即使支農惠農政策進一步實施、最低工資標準進一步調整，中國消費支出的實際增長速度不可能得到大幅度提升，中國“低消費、高儲蓄、高投資”的結構性問題仍將進一步惡化。這決定了2008年名義消費增長速度雖然在通貨膨脹的推動下會持續走高，但實際增速卻并不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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