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式各樣的“客戶”對于地下錢莊“超乎想象”的需求和信任，發人深省。非國有部門對中國GDP的貢獻超過了70%，但是它在過去十幾年里所獲銀行正式貸款卻不到20%，因此，目前全國中小企業約有三分之一強的融資來自非正規金融途徑。非法融資或是洗錢活動當然應該嚴厲打擊并肅清，而對地下融資，治本之計還在于從源頭上放松金融壓抑，規范民間融資。畢竟，疏勝于堵。

　　⊙傅 勇

　　據媒體報道，近日官方成功破獲一起特大地下錢莊——“杜氏”錢莊，涉案金額驚人。該錢莊在去年至今年5月短短一年半時間內，非法交易金額高達43億元。通過地下錢莊，大量非法資金已流入股市、樓市。

　　地下金融的存在早已是不爭的事實，但規模到底有多大？說法不一。筆者注意到，一項由中央財經大學課題組在全國20個省份的實地調查顯示，中國地下信貸規模已近8000億元，地下融資規模占正規途徑融資規模比重約三分之一。考慮到這項調查樣本覆蓋到20個省、82個市(縣)、206個鄉村、110家中小企業和1203位個體工商戶，其可信度應該有一定保證。而此前花旗銀行一份研究報告的估計更驚人：在2004年5月到10月期間，銀行居民存款流失額在9000億元左右，而這些資金都用于自己投資或民間融資。

　　相對于正式金融體系之外的金融活動的地下金融，其實并沒有一個嚴格定義，也被稱作為黑市金融、非正規金融或“草根金融”等。地下金融僅是個中性稱謂，并不等同于非法金融。但隨著非法融資案的屢屢曝光，地下金融幾乎成了過街老鼠。

　　其實，這種看法是有失偏頗的。在“杜氏”錢莊案例中，人們看到，各式各樣的“客戶”對于地下錢莊的需求和信任“超乎想象”。這無疑發人深省。

　　顯而易見，民間金融繁榮是金融壓抑的必然結果。盡管

中國經濟改革已走過了將近30年，但金融始終基本為國有壟斷。金融壓抑和低效率的國有銀行壟斷造成嚴重的信貸歧視，非國有經濟部門深受其害。國內權威雜志《中國社會科學》就曾刊過論文，指出雖然非國有部門對中國GDP的貢獻超過了70%，但是它在過去十幾年里獲得的銀行正式貸款卻不到20%，其余的80%以上都流向了國有部門。在此背景下，目前全國中小企業約有三分之一強的融資來自非正規金融途徑。

　　從經濟學意義上說，金融壓抑扭曲了資金配置。政府控制金融，造成了資金在體制內外的價格不同。改革開放以來，官方利率一直比非正式信貸市場的利率低50%至100%。最近幾年，國家允許銀行在向中小企業提供貸款時可采用比官方利率高10%至50%的利率，可是，市場利率仍然比最高利率高出50%。

　　地下金融為居民存款向體制外流動提供了通道，這種的存款流失實際上是在實現資金的市場價值。資金在市場部門具有更高的價值或更加稀缺，就意味著該部門具有更高的生產率，而通過地下金融實現資金流動就是一種優化配置的過程。所以，地下金融的繁榮是對金融壓抑的一種市場反應，也是對落后金融體制的一種替代。結果是，地下金融在一定程度上糾正了體制弊病，資金向最需要的部門流動，從而整個經濟的效率因此得到提高，產出得以增加。

　　其實，在金融壓抑得不到改善的前提下，地下融資是一種達到次優的有效途徑。也就是說，地下金融會幫助民營經濟繞過僵化的落后體制，從而實現落后體制無法實現的效率。然而，問題是，民間大量通過地下融資猶如飲鴆止渴，成本十分高昂。

　　首先，地下金融風險巨大。由于缺乏必要的金融法規規范，地下金融尚處于一種無政府狀態，資金的供給方和需求方都面臨著巨大的不確定因素，信用難以確立。正規制度的缺乏也使金融中介和融資企業滋生短期行為，在高昂回報的刺激下，非金融企業以實業為名變相非法融資便屢禁不止。

　　其次，地下融資的高利率一方面正確反映了資金的市場供求，但更大的一塊是為了補償高風險。另外，一般說來，融資成本隨融資規模的增加而下降，因而金融具有十分顯著的規模經濟特征，地下金融因為分布零散，難以整合重組，因而無法達到最小有效規模，融資成本也就居高不下。

　　最后，地下融資繁榮最令人擔憂的后果是其中的非法融資有自我制度化的趨勢，這會使將來的改革成本無限加大。地下融資每年近百億的利息會形成相應的利益輸送渠道，并足以滋生強大的利益集團。而要改革各種非法融資，相關勢力就會百般阻撓。地下融資的這種十分頑強的強化蔓延機制，將使金融制度正規化遙遙無期。

　　顯然，地下金融應區別看待，非法融資或是洗錢活動當然屬于打擊肅清之列；但不可否認，由于金融壓抑，很多正常的融資需要得不到正規金融部門的滿足，就只能劍走偏鋒了。筆者這里關注的是后者。在轉軌體制下，地下融資是對金融壓抑的一種糾正，有利于經濟效率的提高。但副作用巨大，而且是累積性的。治本之計還在于從源頭上放松金融壓抑，規范民間融資。畢竟，疏勝于堵。

　　(作者系經濟學博士，財經專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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