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紅軍

　　主動金融國家與被動金融國家之間的博弈，以及主動金融國家之間的博弈，其核心是金融中心在“定制”上的競爭與合作，即：定規則，定產品，定價格，而最關鍵的是定人才和定風險

　　金融主導全球化的趨勢表明，國際金融中心的博弈歷來是大國崛起與博弈的制高點。我國如何在流動性過剩和全球化日趨激烈的競爭中把握機遇，完成從全球制造加工中心到全球現代制造業中心與現代金融服務業中心并重的戰略轉型；如何在我國內地與香港兩種金融體制下合理定位與協同發展上海、香港兩個國際金融中心；如何科學布局我國地區金融中心發展網絡，形成我國國際金融中心的腹地優勢與輻射效應，無疑是事關我國綜合競爭力提升和國際金融中心發展的戰略。

　　筆者集15年來參與國際金融中心改革重大課題與項目的實踐經驗以及對全球金融中心格局變化趨勢的研究與思考，提出當今與未來發展我國國際金融中心的三大戰略思路。

　　國際金融坎與全球化坎

　　全球化戰略是我國發展國際金融中心首要戰略。現代經濟的核心是金融，這似乎已是國人皆知的至理名言。但較少有人深入思索金融的核心是什么。毋庸置疑，金融的核心是資本市場為主導的全球資源配置體系。迄今為止，全球經濟發展的金融模式可分為以銀行業為主的金融體系和以資本市場為主的金融體系。后者無論在工業社會或知識社會，均發揮著明顯強于前者的優勢，美國經濟超越歐洲，也得益于此。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全球經濟發展的潮流，正逐步走向以資本市場為主導的模式，而決定資本市場體系成敗的則是通曉金融之道的商業領袖與專業領軍人物，這已成為后全球化時代國際金融中心的主要特征。

　　作為轉型經濟與新興市場的我國，必須清醒地看到金融體制改革的深度與廣度決定著國際金融中心的進程。20世紀80年代以來，我國經濟金融體制改革取得了實質性的進展。但不能否認，轉型時期的金融體系依然保留著財政金融的痕跡，以及由此衍生的思維定勢。我國增長方式中重出口導向輕內需市場的偏好和金融發展中重國內金融輕國際金融的相反偏好，是與我國經濟金融發展特定階段的現狀相一致的。這對又好又快地發展我國國際金融中心形成了一定的制約。筆者認為，充分利用當前戰略機遇期發展上海成為國際金融中心，必須突破兩道坎：

　　第一道是“國際金融坎”。過去的若干年中，人們在上海是否屬于我國國內金融中心上似乎花了過多注意力。當然，作為階段性的目標設置，這的確是十分必要的。1994年，筆者發起的首屆國際金融中心研討會就首先提出建設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分三步走的戰略目標，即首先成為我國的金融中心，再發展成為亞太地區國際金融中心，最后走向世界級國際金融中心。事實證明，上海正在按這一戰略目標邁進，并取得了階段性成果。

　　但也應看到，隨著后全球化時代的到來，國內金融中心、區域性國際金融中心和世界級國際金融中心的內涵外延已發生重大改變。若靜止地把注意力放在上海是否屬于傳統意義上的國內金融中心的爭議上，是不科學的。上海作為中國這個全球性經濟大國的金融都市，其定位必須是建成適應我國經濟發展需要的綜合型的國際金融中心，這與首爾、迪拜等特色型金融中心城市有所不同。上海更類似紐約，既是經濟大國的國內金融中心，又是國際金融中心。不同的是美元早已作為全球儲備的國際貨幣，而人民幣尚處于國際化進程之中。從這一意義上看，上海建設國際金融中心應國內與國際并舉，而其戰略重點則應在“國際金融”上。千方百計地使一個城市成為全球性或區域性國際金融中心，是十五世紀地中海時代以來許多國家的核心戰略。國內金融中心往往通過全球性的國際金融中心，參與全球資源配置；國內金融中心競合規則通常遵循“國內合作，國際競爭”的模式。若重國內而輕國際，則容易走入重國內競爭輕國際突破的認知誤區，難以平衡“機構集聚”與“市場集聚”的關系，也難以發揮上海在我國金融地位的國際化與市場化天然優勢，進而影響上海國際金融中心的戰略定位與信心。

　　第二道是“全球化坎”。國際金融中心是全球化程度最高的戰略與目標。自上世紀90年代來，全球化城市已成為一大趨勢。與中心城市不一樣，這是全球的選擇，是全世界對該城市的生活方式、生產方式、金融方式與思維方式的認同與選擇。全球化城市呈現同質化特征：現代服務業中心、集散中心、金融中心、多樣化生產中心、向周邊城市輻射中心、全球化信息中心與指揮中心、時尚生活與創新源頭。與日俱進的新變幻使我們不得不承認，對金融中心的新形態——全球化國際金融中心的認知，已經不能封閉在傳統國際金融中心框架中來理解了。我們必須探索隱藏在金融中心背后的深層元素及其變革，才能略窺未來國際金融中心大趨勢，從而把握好重要的歷史機遇期，按照科學發展觀并根據我國社會主義特色來建設國際金融中心。

　　全球化城市的同質化趨勢也影響著其他大城市和中小型城市的發展。紐約、芝加哥、巴黎等全球化城市已開始制定轉型規劃或百年發展規劃，實施金融中心城市功能新的整合或轉型。在全球著名的未來學家奈斯比特已經預測20世紀世界經濟的“邊緣”正在向21世紀的全球“中心”轉型時，我們應該清醒地看到，上海在十多年前提出建設國際經濟中心、國際貿易中心、國際金融中心的時代背景已經發生根本性改變，特大型中心城市的概念已被全球化城市所替代，世界級國際金融中心正在轉型為全球化國際金融中心，這已是大勢所趨。

　　全球化新危機的

　　橋頭堡與穩定器

　　然而，我國如何規劃全球化國際金融中心的百年大計，如何在推進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和鞏固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的進程中用好戰時機遇期、謀取

中國經濟發展與金融安全的最大利益，似乎還沒有深入破題，并亟待作出抉擇。

　　20世紀世界經濟發展史已表明，國際金融中心的成功崛起不在于按部就班地解決問題，而在于利用機會。我國應善于把握全球性的歷史機遇，以優勢疊加的策略乘勢而上地發展國際金融中心。如奧運會議、世博會議，是全球認同的品牌與平臺，并越來越呈現金融化與知識化的趨勢。推動“奧運金融”和“世博金融”及其協同效應是我國發展國際金融中心的極好機遇。筆者于2004年首先提出“世博金融”概念與“世博金融計劃”，其范疇主要包括世博會議相關的投融資工具、支付工具、金融產品(如世博債券、世博基金、世博彩票等)、金融市場、金融機構、金融服務和金融創新等。對于“世博金融”和“世博金融計劃”這樣的金融品牌，是乘勢推動全球化金融中心的重要舉措，應毫不遲疑地實施推進。

　　國際金融中心也是21世紀全球化新危機的橋頭堡與穩壓器。20世紀金融危機大多起源于發展中國家，其特征主要表現為債務危機與貨幣危機。而本世紀首次金融動蕩則起源于美國這樣發達國家，主要特征為信用危機與衍生品危機。從美國“次貸危機”中倫敦等歐洲金融中心的擠兌和裁員現象可以看到，國際金融中心是新世紀新危機擴散的首選之地。虛擬經濟使全球化城市處于危機中心，發達國家央行的獨立性也已受到挑戰。我們必須從新的制高點上認清全球化國際金融中心的新挑戰和新機遇，才能在新的抉擇中做好準備，完成從中心城市邁向全球化城市的戰略轉折，建成與我國經濟發展相匹配的全球化國際金融中心。

　　向主動金融國家轉型

　　主動金融戰略是我國發展國際金融中心過程中必須調整的重要戰略。21世紀新危機第一波受到沖擊的是英國按揭貸款銀行——北巖銀行。倫敦街頭擠兌人群的出現，意味著美國已成功地將數以千計的不良貸款打包轉賣給全球投資者與銀行。紛繁多姿的衍生工具與另類投資產品將美國

房地產“超額產能”貸款，打包成人們難以再重組的債務與無法再定價的產品，擴散至世界各地。金融作為高智能高科技高風險的行業，永遠遵循大魚吃小魚、快魚吃慢魚甚至獅子吃老虎的潛規則。

　　如今的國際金融格局呈現這樣的態勢：發達國家定規則，新興國家守規則。一個大國的金融主觀能動性決定著其金融中心的綜合競爭力。而其余國家只能在既定的游戲規則下隨波逐流，將辛苦積累的財富拱手讓給游戲規則的制定者。由此，產生出了主動金融國家和被動金融國家之分。

　　主動金融國家在國際金融中心往往具備三大特征與優勢：制定國際金融規則的權力圈與話語權；敲定金融市場價格水平的霸權與能力；決定各種金融工具與頭銜的特權與創意。華爾街、工業七國(G7)、各式高峰論壇與精英俱樂部、獨霸全球的金融專才資格注冊權的NPO組織等就是主動金融國家的標簽或名片，也是其發展國際金融中心的利器與舞臺。他們通過這些資源優勢主宰著世界金融的游戲規則與主動權。

　　被動金融國家則具備另外三大特征與弱勢：關注國際金融慣例與樂意跟從的潛意識，往往使其放棄主動而為的權利，在話語權、概念、議題甚至體系上聽任主動金融國家的主導；執行金融市場價格及遵循行情的商業思維，使其跟風多、開拓少，有時也有創新或反駁，但歸根到底還是圍繞主動金融國家設定的議題打轉；模仿金融產品工具與熱衷考試考證的潮流，使各種舶來的產品和引進的理念抑或與本國實情脫節，引起各種金融熱象抑或迷茫。

　　主動金融國家與被動金融國家之間的博弈，以及主動金融國家之間的博弈，其核心是金融中心在“定制”上的競爭與合作，即：定規則，定產品，定價格，而最關鍵的是定人才和定風險。

　　需要強調的是，主動金融國家憑借其專業人才與資源優勢，在制定產品時，就已定下了市場風險，如美國在上世紀90年代股市泡沫破滅后設計的次級按揭貸款，從其入市那天起，設計組合產品的主導者對其可能產出的風險就心知肚明。而被動金融國家雖然有風險意識與機制，但在金融創新與衍生品泛濫的今天，很少能夠真正設置抵御外部沖擊的保險裝置，并始終保持獨善其身。因為被動型金融國家或經濟體存在很強的路徑依賴，即使在深入開放的政策下，也往往習慣于淺水摸石的內場演練，而不敢輕易踏入國際金融之深水區作外場實戰，這更使本身不嫻熟國際業務的中國金融機構失去參與全球競爭實戰的機會。其實，這種策略最大的風險是使中國機構始終缺乏摔打磨煉機會，因而難以察覺全球危機的源頭及其內幕。

　　構建和諧的國際金融新秩序

　　從被動金融國家轉向主動金融國家絕不是一帆風順的過渡，而是充滿挑戰與機遇的過程，需要極大的勇氣、智慧與堅韌。我國應借助全球化帶來的有利戰略機遇期，抓緊構建主動金融戰略與策略，盡快完成從被動金融向主動金融的轉型，從戰略性主動金融向戰術性主動金融的拓展，從履行大國一般義務向履行大國金融責任的深化，從而構建起既有利于世界和諧發展，也有利于我國金融又好又快發展的國際金融新秩序。

　　中國在全球事務(如朝核問題、中非論壇等)、經濟發展(國際貿易、經濟總量等)、社會進步(

申奧申博和深空探測等)方面，已不愧為全球公認的主導國家或世界引擎。但在國際金融這一制高點上的作為仍與其大國地位不相稱，尚未完全進入主動金融國家之列。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的崛起大國，要形成美國那樣的金融思維模式并真正成為“復興大國”還需要很長時間。但站高起點，主動而為是十分重要的前提，尤其是建設國際金融中心是所有經濟博弈中的制高點，更應自主創新，持之以恒。

　　中國要想成功完成向全球化國際金融中心的轉型、在國際上擁有絕對話語權，就絕不能安于現狀，在別國制定的金融游戲規則中求穩不求勝，否則必然限制其全球金融中心戰略的確定。中國要以一個大國的責任和姿態立概念、定規則、求合作，從而駕馭全球金融的整個格局，成為全球金融規則的締造者和風向標。(作者為國際金融中心協會主席、上海國際金融學院院長)插圖/蘇益

    歡迎訂閱《第一財經日報》！
    訂閱電話：010-58685866（北京），021-52132511（上海），020-83731031（廣州）
    各地郵局訂閱電話：11185 郵發代號：3-21
    新浪財經獨家稿件聲明：該作品（文字、圖片、圖表及音視頻）特供新浪使用，未經授權，任何媒體和個人不得全部或部分轉載。

　　更多精彩評論，更多傳媒視點，更多傳媒人風采，盡在新浪財經新評談欄目，歡迎訪問新浪財經新評談欄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