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建海

　　11月10日，建設部政策研究中心一位主任在福州表示，現在全國大概有30%的城鎮居民買得起房，比起20年前我國只有不超過3％。的城鎮居民買得起房，10年前大概有3%的城鎮居民買得起房，中國城鎮居民買得起房的人所占比重在20年里增長了100倍，而且這個比重還在不斷提高，這是我們對房地產市場發展的信心所在。

　　“30%的城鎮居民買得起房”，就是城鎮居民生活水平提高的標志嗎？ 不知道這位先生在發出充滿自信的判斷之前，有沒有先到城鎮居民當中，做過哪怕是幾十個樣本的抽樣調查？作為房地產主管部門的首席智囊，應該有最起碼的嚴謹態度。

　　如果我們把絕大多數城鎮居民抱怨的“高

房價讓70%-80%的城鎮家庭買不起房”，與“現在全國大概有30%的城鎮居民買得起房”放在一起，會發現兩者驚人的一致性。那位主任不過是換了一個視角，把民眾普遍的抱怨和不滿，轉換成了具有積極、蓬勃向上意義的產業發展論斷而已。可見，在某些特殊時期，經濟理論也被一些人當成了可以任意解釋的“藝術”，而理性的、科學實證的因素和程序，則被遺忘或忽略。

　　在那位主任先生的演講中，“城鎮居民住房消費能力”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概念。我們有必要在這里簡單地討論一下，買房究竟屬于消費還是投資？許多官員經常依照下列標準作出條件選擇：當把

房地產與促進經濟增長、改善居住水平聯系在一起時，買房就屬于消費，屬于擴大內需的重要組成部分；但當買房與消費物價指數聯系在一起時，買房就變成了與工廠廠房建設一樣的，按照國際慣例規定的“固定資產投資”行為，因而房價上漲就可以不計入消費物價指數當中。

　　我認為，準確的界定應該是這樣的：把居民用于購房居住的行為，當作居民“衣食住行”當中最重要的組成部分之一。至于目前那些購買了新建商品房70%-80%比例的住房投資和投機行為，應當歸類于住房生產出來后，還沒有送達消費者手中的“交換”環節，不便于簡單歸結到“居民住房消費”的范疇當中。

　　在富饒的阿拉伯國家，政府通常把建好的房屋，直接分配給居民居住。“買房”對于這些國家的居民而言，是一個完全“不必要”的經濟行為。由于居民享受了政府提供的住房福利，他們有條件把收入用于改善生活的其他方面，因而他們是幸福的。

　　反過來，如果教條地以是否“買得起房”來衡量這些國家居民生活水平的高低，那么他們應當還停留在我們上世紀70-80年代的階段呢？這顯然是難以服人的推論。

　　在我國1998年實施全面住房制度改革以前，政府、單位直接分配住房，當然還有一部分的城鎮居民自建房——過去，還很少聽說城鎮居民“建不起房”的事情。我不知道那位主任先生是如何將這些“建得起房”的城鎮居民，連同可以從政府、單位分得到房的絕大多數城市居民，一起歸類到“99.7%”買不起房的城鎮居民行列當中的。

　　在居住方面生活水平的提高，能不能簡單地以“人均居住面積的擴大”作為唯一的衡量標志呢？且不說“人均”這個統計數字，對于普通老百姓蘊含了多大的水分；就居住的生活水平而言，住房支出是否在居民收入占有合理比重，才應當是我們衡量城鎮居民居住生活水平的更重要標志。就如同恩格爾系數所描述的食品比例變動趨勢一樣。住房消費支出占收入的比例下降，表明了人們的生活水平的真實提高；反過來，如果住房支出遠遠超出了收入，這屬于房奴機制、囚徒機制。這樣的住房，是沒有幸福感可言的。

　　如果簡單地追求“人人有房住”，那么，囚徒也有房住，也應該是幸福的！這樣的居住又有什么社會意義呢？因此，我反對把在住房全面市場化條件下，人們不得不從房地產

開發商手中購買價格超過造價數十倍的商品房，并因此淪為“房奴”的被動經濟行為，作為城鎮居民生活水平提高的標志。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投資與市場研究室主任）

　　更多精彩評論，更多傳媒視點，更多傳媒人風采，盡在新浪財經新評談欄目，歡迎訪問新浪財經新評談欄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