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是一派胡言”，福特汽車創始人亨利·福特這句話曾被奉為經典，福特真的是在貶低歷史嗎？不是的。福特針對的并非歷史本身，而是針對濫用歷史而言。

　　回過頭來，對于改革開放30年的中國商業而言，它的管理歷史又是如何？《打開中國鎖》以一種獨特的視角——跨國管理咨詢中國之道——來解讀中國企業的管理歷史，作者花費了不少時間精力采訪了那些跨國管理咨詢公司的操盤手們，梳理了從1981年至今的管理變革歷史。

　　事實上，中國企業的管理變革離不開那些跨國管理咨詢公司，梳理一下中國成功企業的發展史，一個獨特的共性是，它們都是較早地引入了跨國管理咨詢公司，并及早升級自己的管理方法。

　　20世紀90年代初，不少跨國咨詢公司還沒有到中國內地設辦公室之前，都是采取先在香港建立“橋頭堡”的策略。比如麥肯錫、科爾尼、波士頓、貝恩等都是如此。

　　咨詢顧問們也遇到諸多尷尬，這也是一種獨特的中國烙印。比如人被認為是點子公司、搞策劃的、“OO7”。最有意思的是一個“一個字一美元”的故事，當時，安達信為一家政府機構做招商引資咨詢，費用是3萬美元，客戶卻提出一個要求，要求在合同里寫明，安達信必須為其準備一份不少于3萬字的報告，相當于一個字一美元，安達信沒有答應。

　　經過十幾年的發展，中外咨詢公司發展出了層出不同的細分，人們對“洋咨詢”的理解也趨于理性，但是，這種管理的中國烙印依然如此鮮明，它甚至阻礙了中國企業的管理現代化、管理變革，以及國際化，成為企業前進的大敵。不妨讓我們看看這些“黑色”烙印：一、過度“中國化”。本書中，中國式管理多次被批判，甚至被稱為是一種毒害行為。有人拿中國和俄羅斯相比，雖然同屬于“金磚四國”，但是，在現代化管理思維上，中國企業家卻與俄羅斯企業家有著較大的差距。而中國一些企業管理者過多地強調中國企業的本土特征，在一定程度上妨礙了他們從理念上、管理上進一步現代化，進一步與國外更有

競爭力的企業接近。一位跨國管理咨詢顧問甚至激進地表示，應先把國外的先進理念和方法徹底拿過來。

　　二、過多從傳統思維里尋找管理智慧。中國企業家經常從軍隊、兵法、古代哲學著作，甚至毛選中尋找管理經驗，民間智慧更是從三國、

紅樓夢等中發現啟迪。諸如“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商場如戰場”這類詞匯更是被作者批判的體無完膚。因為，企業的管理自有一整套體系，是一個完備的企業管理的邏輯，但是如果企業管理者是通過非企業管理的邏輯體恤去思維的，得出的結論就容易出錯。

　　三、過多強調個人英雄。即使到現在，中國大多數企業的成功首先是源自企業家個人的成功，很多公司都把命運寄托在“一把手”的英明決策上。其中，關鍵的是，中國企業家決策更多是靠直覺，而非理性思考，因為企業家缺乏決策的支持體系。比如，一個咨詢顧問發現，比較跨國公司的決策過程和中國企業的決策過程，最根本的差異是時間的提前量。跨國公司做一個決策，是為了公司兩年以后的市場，而中國公司往往花一個星期來做決策，做的只是三個月以后的決策。

　　正如書中所做的警告：管理咨詢不是雪中送炭，而是未雨綢繆。■

　　（未經授權，不得轉載）

　　更多精彩評論，更多傳媒視點，更多傳媒人風采，盡在新浪財經新評談欄目，歡迎訪問新浪財經新評談欄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