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 姜欣欣

　　策劃人手記

　　胡錦濤總書記在十七大報告中明確地勾畫出中國經濟從經濟大國向經濟強國轉型的方向，并對金融業的發展提出了具體要求和部署，引起了金融業界的熱烈反響。繼上期《理論前沿》周刊邀請專家，就十七大報告中有關經濟金融業的論述予以剖析之后，本期“圓桌對話”欄目再次請來三位知名學者從不同角度進行深度解讀：中國人民銀行研究生部教授吳念魯認為，報告對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闡述具有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中國人民銀行鄭州培訓學院院長王自力認為，報告針對中國流動性過剩的難題提出促進國際收支平衡的要求，提示我們要具有國際視野，立足國內多管齊下；中國社會科學院金融所結構金融室主任殷劍峰則認為，科學發展觀貫穿整個十七大報告，如何深入貫徹科學發展觀，推動金融發展模式和整個經濟發展模式的轉變，將成為未來金融改革的核心問題。相信他們的思考與分析會為我們學習領會十七大報告提供有益的幫助。

　　主持人 記者 姜欣欣

　　特邀嘉賓 吳念魯/教授

　　王自力/研究員

　　殷劍峰/博士

　　作為同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

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脈相承又與時俱進的科學理論，科學發展觀成為貫穿整個十七大報告的一根主題紅線。貫徹和運用科學發展觀，對于推動金融發展模式和整個經濟發展模式的轉變有著重要而積極的作用。

　　消費需求是拉動經濟發展之根本

　　記者：科學發展觀的第一要義是發展。在向經濟強國的邁進中，靠什么來支撐龐大的中國經濟體保持“又好又快”的發展？十七大報告對此是如何闡述的？

　　吳念魯：胡錦濤總書記在十七大報告中明確地勾畫出中國經濟從經濟大國向經濟強國轉型的方向，尤其對經濟發展方式轉變進行了闡述。報告指出，要“堅持擴大國內需求特別是消費需求的方針，促進經濟增長由主要靠投資、出口拉動向依靠消費、投資、出口協調拉動轉變”。科學地、完整地把拉動我國經濟的三大需求的順序作了戰略性的改變，把消費需求提升到第一位，以消費、投資、出口需求的協調發展推動我國經濟“又好又快”的增長。

　　我國是一個發展中的大國，經濟發展主要應由國內的消費支撐，發展內需是我國經濟增長動力的根本所在。然而，我國處于經濟轉型和社會轉軌的特殊階段，我國最終消費占GDP的比重從上世紀80年代的62%下降到2005年的52.1%，居民消費也從1991年的48.8%下降到2005年的38.29%，處于歷年來的最低水平。雖然居民儲蓄高達16萬億元，但是分配不平衡，20%的人占有80%的儲蓄，這種儲蓄結構決定了居民消費傾向偏低，造成儲蓄過度、消費不足。當國內經濟無法吸收大量儲蓄時，必然有一部分儲蓄以外匯(外貿順差)的形式表現出來；與此同時，由于某些制度性障礙(如對民營企業的歧視)，國內投資一定程度上被具有優惠條件的外資所擠占。

　　要減少國民經濟的波動，使經濟持續又好又快地發展，必須改變投資增長方式，必須降低對外需的過度依賴，與此同時必須擴大內需，逐步實現儲蓄、投資和消費的良性循環。擴大消費需求不僅符合經濟可持續發展的要求，也是符合中國社會和經濟發展的長遠目標。十七大報告首次提出2020年人均GDP比2000年翻兩番的發展目標。“人均”概念的引入受到廣泛矚目。從經濟總量看，我國經濟已經居于世界前列，但以人均衡量，則仍處于發展中國家水平。十七大報告之所以強調“人均”，即不僅著眼于經濟總量增長，更在于突出國民分享經濟社會發展的成果。經濟發展的目的是為了增強綜合國力，改善物質文化生活條件，讓百姓生活得更好。為此，增強全民消費能力，讓百姓敢于消費、善于享受發展成果，是增進百姓福祉的重要體現。

　　記者：但是，要實現上述目的，強調擴大消費對經濟可持續發展重要作用時，我們也不能不看到，伴隨我國經濟高速增長，貧富差距在逐年擴大。那么，如何才能提高低收入人群的消費能力呢？

　　吳念魯：要提高低收入人群的消費能力，必然涉及到改善收入分配機制的問題。十七大報告提出，要深化分配制度改革，尤其是強調著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逐步提高扶貧標準和最低工資標準，建立企業職工工資正常增長機制和支付保障機制，更多關注低收入者和工薪階層居民的收入。同時，加快建立覆蓋城鄉居民的社會保障體系，讓所有人能夠享受到基本的保障，分享到發展的成果。通過建立基本醫療衛生制度，提高居民健康水平。

　　十七大報告進一步強調，“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處理好效率和公平的關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這就為擴大全民消費奠定了基礎和創造了公平環境。十七大報告強調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主要指財政的分配，由于區域性發展不均衡、城鄉發展不均衡，財政分配應體現如何盡可能讓每個公民公平擁有發展的機會。十七大報告還指出，要優先發展教育，使每個人獲得起點的基本公平，因此，教育經費的使用、其他財政提供的公共產品和服務都要體現公平的原則。報告還首次提出“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的比重”。因為低收入者往往只有靠自身的勞動力可以作為獲取財富的來源，而富有者除了勞動力，還有資本。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的比重，將使那些只能憑勞動力獲取收入的低收入者，有可能縮小和富有者的財富差距，更多分享經濟發展的果實。

　　十七大報告還提出，“創造條件讓更多群眾擁有財產性收入”。“創造條件”具體而言，就是政府要拓展渠道，提供更多的機會，讓覆蓋面更廣的普通百姓擁有財產性收入。同時，要建立一個完善的法律保護體系，讓老百姓安全、放心、明白地擁有財產和賺取財產性收入。比如，當前隨著股市的火爆，不少股民，特別是一些基民從中獲取了財富的增值，這也意味著，過去主要是通過財政提供公品產品和服務享受國民經濟的成果，現在可通過資本市場直接分享經濟發展的成果。因此，我們還必須深刻認識到資本市場對經濟強國的促進作用，隨著我國資本市場的快速發展和完善，特別是財富效應的增加，必然有助于消費需求的擴大。

　　十七大報告把消費需求作為拉動經濟發展的第一位要素，而且根據我國具體的實際，從減少貧富差距到改革收入分配、從完善社會保障到分享經濟發展成果、從創造條件讓更多的群眾擁有財產性收入到發展完善資本市場，這都是為了擴大和改善消費需求而采取一系列具有基礎性、開創性的改革。

　　多管齊下促進國際收支平衡

　　記者：當前我國宏觀經濟中最突出的問題是國際收支失衡，居高不下的貿易順差帶來央行被動投放大量基礎貨幣、國內流動性過剩、進而推高資產價格等一系列難題。十七大報告中關于促進國際收支平衡的表述對于下一步采取有效措施有何指導意義？

　　王自力：針對宏觀經濟調控中出現的這一系列難題，十七大報告中提出，要采取綜合措施促進國際收支基本平衡；完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逐步實現資本項目可兌換。學習胡錦濤總書記在十七大報告中促進國際收支平衡的講話，化解中國流動性過剩的難題，要求我們必須具有國際視野，立足國內多管齊下。國際視野，就是要清醒地看到，中國的流動性過剩，本質上是全球流動性泛濫向中國轉移的結果。流動性過剩折射出了全球金融貨幣體系的根本缺陷。布雷頓森林體系雖然解體，但并沒有完全坍塌。美元仍是國際交易的主要清算貨幣和儲備資產，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仍然受到美國強有力的影響。美元的一舉一動仍然影響著世界經濟、貿易和金融的運行。近段時期隨著美國房地產市場泡沫的破滅，美元將嚴重貶值，近而引發新一輪全球資本的大流動，金融動蕩發生的幾率日增。在這樣一種市場預期下，與美國經濟聯系日益密切的中國經濟所承受的來自外部過剩流動性沖擊的壓力變得越來越突出。

　　記者：面對國際收支不平衡、流動性過剩的嚴峻考驗，我們應當如何以十七大報告為統領進行科學籌劃？

　　王自力：我認為，除了上面談及的國際視野，還有很重要的一點就是要立足國內，從堵、疏、蓄、調多管齊下。

　　所謂“堵”，即堵住外部資金向國內流入的通道，緩解流動性繼續向國內涌入；所謂“疏”，即疏通內部流動性向國際市場回流的通道，釋放內部流動性過剩的壓力，讓國內過剩的流動性重新回到國際市場。所謂“蓄”，即做大國內資產池這個水庫的容量，使得這個水庫可以安全容納更多的流動性，防止資產泡沫的擴大。所謂“調”，就是要調整經濟結構。

　　首先，要完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逐步實現資本項目可兌換。根據市場規律的要求，積極穩妥地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真實反映市場資金需求的匯率形成機制。

　　其次，開辟更多適合中小投資者的投資渠道。熱錢牟利離不開資產價格的炒作，目的就是將處于信息不對稱劣勢下的廣大中小投資者引入伏擊圈。因此，積極疏導國內大中小投資者盲目跟風的投資意識十分重要。同時，應完善資本市場建設，發展各類金融市場，開辟更多適合中小投資者的投資渠道，滿足廣大居民保值增值的需求。例如積極發展人民幣、黃金等貴金屬交易等，藏富于民，同時也可在相當程度上抵消外部匯率劇烈變動可能帶來的貨幣風險損失。

　　第三，提升金融資產內部價值，擴大市場的資金容納力。在“疏”、“堵”結合緩解國際流動性向國內流入和擴大國內流動性向國際市場回流的同時，注重提升市場對流動性的吸納能力，做大資產池這個盛裝流動性的水庫的容量。在利用超額的外匯儲備擴大戰略性資源的進口以提升國家整體資產價值的同時，加快優質國有企業上市融資步伐，同時加快已在海外市場上市公司向國內市場的回歸，擴大國內金融市場對流動性的吸納能力，防范過剩的流動性造成資產價格的膨脹和資產泡沫的出現。

　　第四，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調整經濟結構。實現國際收支的基本平衡，最根本的是要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改變靠出口和投資拉動的局面。正如胡錦濤總書記在十七大報告中提出的，“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推動產業結構優化升級。這是關系國民經濟全局緊迫而重大的戰略任務。要堅持走中國特色新興工業化道路，堅持擴大國內需求特別是消費需求的方針，促進經濟發展由主要依靠投資、出口拉動向依靠消費、投資、出口協調拉動轉變，由主要依靠第二產業帶動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產業協同帶動轉變，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質資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進步、勞動者素質提高、管理創新轉變。”

　　我們要切實以科學發展觀為指針，不唯GDP論英雄，從建設和諧社會的高度來穩步調整經濟結構，采取切實有效的財政稅收政策加強收入分配的調節，大力發展社會事業，緩解廣大老百姓的后顧之憂，增加即期消費，從而使經濟增長的動力結構更為協調。與此同時，我們還要以統一內外資企業所得稅為契機，加快企業稅收制度的改革，鼓勵企業自主創新，加大稅收對外貿出口的調節，以平衡國際收支，降低外部對人民幣匯率的升值預期。此外，要適時調整利率水平，抓住當前流動性過剩的時機，推進利率市場化進程，使利率工具真正能夠在貨幣政策的運用當中發揮出應有的積極作用。

　　轉變金融發展方式厘清金融改革次序

　　記者：十七大報告強調在提高自主創新能力和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基礎上的科學發展。金融體系是現代市場經濟傳遞價格信號、配置資源、化解和分散風險的中樞，經濟發展模式的轉變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金融發展模式的轉變。那么，如何才能加快金融發展模式的轉變呢？

　　殷劍峰：在我看來，如果金融發展主要依靠效率低下的簡單規模擴張的話，整個經濟的發展模式也很難由浪費資源、污染環境的粗放模式轉變為節約資源、環境友好的集約模式。就金融發展而言，在自黨的十六大召開以來的五年時間里，我們已經在銀行業改革、股權分置改革、匯率改革等諸多方面取得了重大進展。但是，應該看到，依靠簡單規模擴張的模式沒有得到根本改變，其表現主要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整個金融體系以傳統銀行業為主導，金融發展主要依靠存款和貸款的規模擴張。現代金融體系應該是由競爭充分的各類金融機構、互聯互通的各類金融市場和紛繁多樣的金融工具構成。在這樣的體系中，充分市場化的利率和資產價格可以引導稀缺金融資源的配置。然而，在我國的金融體系中，銀行業集聚了90%以上的金融資源，資本市場殘缺不全，最重要的金融工具是存款和貸款。由于存貸款利率沒有市場化，銀行業的盈利模式幾乎完全依靠受到管制的存貸款利差。正是因為缺乏競爭對手、缺乏替代存款和貸款的金融工具以及可以獲得壟斷性的存貸息差，銀行業具有天然而又強烈的擴張存貸款規模的沖動，而金融創新的動力較之規模擴張的沖動則要弱得多。

　　第二，資本市場始終沒有擺脫單一層次的格局，依然主要依靠少數行業、少數大企業來擴張市值規模。現代資本市場是一個包含各類股票市場、債券市場、金融衍生品市場的多層次體系。在這樣的體系中，投資者可以依據其財富水平和風險偏好來選擇不同的投資工具，企業可以根據其規模、發展速度、市場評價等因素來選擇合適的融資工具。然而，我國的資本市場是一個受到過多行政管制的單一層次體系。其表現在三個方面：在市場類型上，以股票市場為主，公司債券市場和衍生品市場先天不足，這不僅使得傳統銀行業在金融體系中的主導地位得以維系，也使得整個金融體系缺乏風險分散的機制；在上市公司的行業類型上，主要依靠的是銀行業和地產業兩個板塊，而這兩個板塊在當前都不能代表中國經濟、金融產業結構調整和發展的方向；在上市公司的規模上，依然以大型藍籌企業為主，有利于促進創新、擴大就業的小企業難以獲得資本市場的支持。

　　為了支持整個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當前需要加快推動由行政管制向市場化監管的改革，促進各類金融機構自主創新的能力，促進公司債券市場、場外股票市場和金融衍生品市場的發展，并同時積極推動存貸款利率的市場化。唯如此，才能夠降低傳統銀行業在整個金融體系中的份額，才能夠建立高效的多層次資本市場體系，才能夠改變依靠規模擴張的金融發展模式。

　　記者：轉變金融發展模式是一個緊迫的現實任務，但是，在了解當前中國金融體系現實條件的前提下，如何才能做到既不急于求成，又不畏首畏尾？

　　殷劍峰：十七大報告的亮點是科學發展觀。貫徹科學發展觀，其基本要求就是堅持全面協調可持續，而根本方法是統籌兼顧。具體到轉變金融發展模式這一任務，其關鍵就在于把握一個合理的金融改革次序。從金融發展理論和各國金融發展的經驗教訓看，金融改革的基本次序應該是：第一，國內金融體系的改革，主要包括資本市場的充分發展、金融機構和整個利率體系的市場化改革；第二，匯率機制的改革；第三，開放資本項目。打破這樣的次序，在理論上不可行，在實踐中是金融動蕩、甚至金融危機的慘痛教訓(例如東亞金融危機)。而沿著這個次序，適當加快改革步伐，則能夠收到又好又快的效果。

　　記者：科學發展觀強調以人為本。十七大報告指出，要在經濟發展的基礎上，著力保障和改善民生。金融發展模式的轉變和金融體系改革的加快，對此有何積極的促進作用？

　　殷劍峰：民生的改善不僅依賴于財稅體制、養老醫療保障體制的改革，也應該是金融體系的重要任務。金融體系對改善民生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例如，通過建立場外股票市場和面向農村、小企業的信貸融資機制可以支持小企業發展，減少城鄉差距，增加非農就業。不過在當前，住房問題應該成為金融體系著力于改善民生的最重要方面。

　　住房保障制度是一個完整的體系。其中，按照保障對象的范圍，可以將住房保障制度分為針對全體居民的普遍性保障和針對少數群體(例如低收入家庭、少數民族、退伍軍人等)的特殊保障。普遍性的保障制度是社會和諧、經濟發展的基石，而特殊保障制度則是為了扶持弱勢群體，體現社會公平。按照所采取的保障手段，又可以將住房保障制度分為供給面的保障和需求面的保障，前者系由政府直接出資建房并分配給保障對象，后者則是政府利用財稅和金融手段來增強保障對象購買力的措施。

　　從各國住房保障體系的情況看，特殊保障通常屬于財政體制的范疇，多采取收入補貼和直接提供廉租房的方式；而普遍保障由于保障范圍廣，需要的財力大，多采取金融手段。例如，美國的普遍住房保障制度采取的是政府主導的證券化模式，通過證券化方式來間接地支持住房按揭貸款的發放；德國采取的是住房儲蓄銀行模式，通過低存低貸來支持居民購房；新加坡采取的是住房公積金加公共組屋模式，一方面強制雇員和雇主交納公積金，一方面提供廉價的公共組屋。

　　與新加坡的公積金模式類似，目前，我國普遍住房保障制度主要依靠的就是住房公積金制度。然而，由于機制設計不符合中國的現實國情，目前的公積金體制存在著嚴重的缺陷。首先，公積金的覆蓋面狹窄，未將那些脫離了農業、農村的就業人員納入到城鎮住房保障體制中，難以發揮普遍住房保障制度的功能，并進一步加大了社會分配不公現象。其次，各地的公積金管理中心事實上都在從事金融信貸業務，除了資金來源(歸集)與銀行不同之外，其本質就是銀行類金融機構。對于這些機構，目前不僅沒有專業的監管機構、統一的監管標準，而且，其經營模式也是效率低下、風險隱患極大的行政管理模式。為了發揮公積金制度的住房普遍保障職能，同時提高其經營效率、降低金融風險，我們急需將其納入到金融體系中來。在對公積金的運行模式、監管體制進行重新設計之后，形成有中國特色的政策性住房金融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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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讀十七大報告新提法

　　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從“建設”到“發展”。十七大報告在縱論改革開放的偉大歷史進程時指出：“改革開放是決定當代中國命運的關鍵抉擇，是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必由之路”。由“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表述轉變為“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提法，這表明中國共產黨從新的歷史起點出發，開始了開拓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更為廣闊的發展前景的新征程。

　　二、一條偉大道路和五條具體道路。十七大報告在反復強調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同時，還提出與之相配套的五條具體道路，這就是：“中國特色自主創新道路”、“中國特色新興工業化道路”、“中國特色農業現代化道路”、“中國特色城鎮化道路”、“中國特色政治發展道路”。這說明中國共產黨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框架越來越清晰，具體路徑越來越明確。

　　三、“基層群眾自治制度”納入中國特色的政治制度。十七大報告指出：“要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做主、依法治國有機統一，堅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層群眾自治制度”。“基層群眾自治制度”的首次納入是中國共產黨不斷推進社會主義政治制度自我完善和發展的生動體現。

　　四、翻兩番：由“總量”到“人均”。十七大報告提出：“在優化結構、提高效益、降低消耗、保護環境的基礎上，實現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到二〇二〇年比二〇〇〇年翻兩番。”這一目標對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和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

　　五、“生態文明”首次寫入報告。十七大報告指出：“建設生態文明，基本形成節約能源資源和保護生態環境的產業結構、增長方式、消費模式。”報告還強調，“要使‘生態文明觀念在全社會牢固樹立’”。繼建設社會主義物質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之后，十七大報告首次提出生態文明，這是中國共產黨科學發展、和諧發展理念的一次升華。

　　六、“統籌兼顧”多種重大關系，國內國際兩個大局擺上重要位置。十七大報告在“必須堅持統籌兼顧”的論述中，除了闡述統籌城鄉發展、區域發展、經濟社會發展、人與自然和諧發展、國內發展和對外開放“五個統籌”之外，還特別提出“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這表明，樹立世界眼光，加強戰略思維，善于從國際形勢發展變化中把握發展機遇，應對風險，營造良好國際環境，是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促進經濟社會又好又快發展的“根本方法”之一。

　　七、把“工業化、城鎮化、市場化、國際化”擴展為“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市場化、國際化”。十七大報告指出：要“全面認識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市場化、國際化深入發展的新形勢新任務，深刻把握我國發展面臨的新課題新矛盾，更加自覺地走科學發展道路”。“信息化”的增加是中國共產黨對當今時代特征的清醒認識和準確把握。

　　八、“轉變經濟增長方式”變為“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十七大報告提出：要“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推動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經濟發展不等于經濟增長。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是關系國民經濟緊迫而重大的戰略任務。實現未來經濟發展目標、促進國民經濟又好又快發展，關鍵一條是要在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上取得重大進展。 (新華社)

　　吳念魯 著名國際金融專家。曾任中國銀行國際金融研究所所長，《國際金融研究》雜志主編，中國銀行盧森堡分行行長，中國國際金融學會副會長。現任中國人民銀行研究生部和中央財經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撰寫和主編十余本金融專著與教材，在中國金融對外發展戰略、國際收支、外匯儲備、人民幣匯率研究等方面有很深的造詣。

　　王自力 研究員，教授，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專家。在西南財經大學獲經濟學學士、碩士和博士學位，并在復旦大學國際金融系從事過博士后研究。曾組建并出任中原國際租賃有限公司總經理、海南珠江建設股份有限公司執行董事長兼總經理。先后在中國人民銀行深圳經濟特區分行、湛江市中心支行、廣州分行任職；現為中國人民銀行鄭州培訓學院院長。

　　殷劍峰 中國社科院金融所結構金融室主任。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金融學專業博士，曾獲第十二屆孫冶方經濟科學獎。近年來，在《經濟研究》、《世界經濟》等學術刊物發表了多篇具有重要影響力的學術文章，主持、參與過多項社科院重大課題、社科院金融所重點課題以及各部委和銀行、證券公司等金融機構委托課題，并有專著、譯著和合著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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