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青梅

　　我國目前的收入差距是低收入水平基礎上的差距，不宜以犧牲經濟增長為代價來強行實現收入均等化，保持較高的經濟增長速度仍然是非常重要的問題。“創造條件讓更多群眾擁有財產性收入”的根本思路是堅持在發展中解決問題。20%的低收入階層高度集中于農村社會，不解決這部分群眾的收入問題，居民收入差距縮小的“拐點”不會自動到來。

　　中共十七大報告中提出“要創造條件讓更多群眾擁有財產性收入”，受到人們廣泛關注，也在社會上引起很多討論。其實，“財產性收入”并不是一個新詞匯，它的出現由來已久。財產性收入在我國也不是新生事物，但是財產性收入快速增長并受到重視卻是近兩年的事情。

　　居民財產分布極度不均衡

　　西方經濟學和法學都強調財產作為一種權利的含義，認為財產能夠產生收入有兩個前提：一是有財產，二是可以出讓財產的使用權以取得收入。可見，對財產的占有是取得財產性收入的前提。

　　人們對財產的占有和支配，是對一種收入源泉的占有和支配。我國在改革的起點，無論是高收入者還是低收入者，所持有的財產數量都是極為有限的。但在轉型與發展過程中，我國居民的財產積累速度在加快，財產規模在不斷擴大，財產分布狀況已經成為理解當前收入分配特征及其動態變化的一個重要方面。無論是財產中的金融資產還是總資產凈值、無論是人均資產水平還是資產積累速度，不同居民之間都存在著巨大的差異性，以農村居民為主的低收入群體的這兩項資產存量水平及增長速度都要大大低于以城鎮居民為主的高收入群體。

　　一般說來，同一經濟體中，財產分布的基尼系數往往高于收入分布的基尼系數，特別是在金融財產、房產等的分布方面存在著比收入差距大得多的差距。如美國在1983-2001年期間總財產凈值的基尼系數一般在0.8左右，金融資產的基尼系數在0.9左右。日本、瑞典和韓國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總財產基尼系數也在0.5以上，都要比收入的基尼系數高出許多。

　　目前在城市，房租收入、證券投資收入等財產性收入已成為許多家庭的主要收入來源，而對于普通低收入群體特別是地處偏遠地區的廣大農村居民來說，由于資產規模小、專業知識不夠、風險承受能力差，財產性收入的來源幾乎只有銀行儲蓄一種方式。2006年，我國農民人均收入實際增長7.4%，增收的部分主要來源于工資性收入，對農民人均純收入增量的貢獻率為60.2%，財產性收入的貢獻則微乎其微。在目前我國銀行利率實際為負的情況下，廣大低收入群體獲取財產性收入更是變得十分困難。

　　財產性收入已經超過勞動收入

　　過去，人們對勞動差別決定工資收入差距較為熟悉。近年來，隨著我國城鄉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以貨幣和房產積累為代表的財產積累規模越來越大，一些居民開始把貨幣轉化為資本，取得財產性收入，這是收入差距擴大的新動向，因為同勞動差別相比，包括資本在內的財產占有差別對收入差距擴大的影響程度要大得多。

　　從收入分配結構來看，20世紀90年代以來，財產性收入和經營性收入不斷增加，工資性收入在總收入中的比重不斷下降。職工工資總額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1996年為13%，2000年下降到12%，2005年繼續下降到11%。在各種收入來源中，工資性收入的平均增長速度最慢。1990-2004年的14年間，年均增長最快的是經營性收入，年均增長率達到149.64%；其次是財產性收入66.64%；排在第三位的是轉移性收入，年均增長43.33%；增長最慢的是工資性收入，年平均增長率僅為37.30%。由于財產性收入和經營性收入是富裕階層的主要收入來源，而工資性收入是普通階層收入的主要來源，可以預見，這種變化將導致收入分配差距的進一步加大。

　　當前全國人均財產性收入增長速度已經是勞動收入(城鎮工薪收入和農村經營性收入)增長速度的兩倍。以2004年前三季度為例，全國城鎮居民人均工薪收入同比增長11.8%，而人均財產性收入中的出租房屋收入增幅竟高達54.5%。

　　財產性收入與收入差距的作用關系類似于“倒U形曲線”，在初期財產性收入的增加會不斷拉大收入差距；隨著市場體系的進一步完善，投資渠道不斷增加，群眾的金融意識也在覺醒，投資

理財的觀念深入人心，會有越來越多的人獲得財產性收入，進入中等收入者行列。中等收入者的擴大是總體收入差距縮小的標志。這個過程的完成不會很快，具體時間的長短取決于各種因素的綜合作用。

　　大力提高低收入者財產性收入

　　在人們擁有一定財產并且可以取得相應財產性收入時，經濟增長的動力源泉也會發生變化，不再僅僅是勞動性收入，還包括財產或資本積累的雙重激勵。其中能夠長期發揮作用的更是來自財產的激勵。無論是勞動差別引起的收入差距，還是財產占有差別引起的收入差距，它們都發生在初次分配過程中，都對提高資源配置效率具有積極意義。

　　與市場化程度的逐步提高相伴隨的

房地產市場的發展、股市的繁榮，不但是經濟發展的標志，而且對經濟增長具有重要的推動作用。在經濟不斷向更高階段推進的過程中，需要充分發揮每個生產要素的積極作用。因而國家要對群眾的財產性收入持支持和保護態度，并且創造條件讓更多群眾取得和擁有財產性收入，進入中產收入者行列。未來財產性收入將在人們的收入中占據越來越大的比重，金融證券市場是締造財富神話的“天然土壤”，短時期內收入差距的擴大不可避免。

　　但從本質和總體上看，目前收入差距大主要并不是因為高收入群體的絕對收入過高，而是最低收入群體的收入水平太低，收入增長速度過慢。低群體主要是由農民組成，這也彰顯出“三農”問題的嚴峻性。

　　我國目前的收入差距是低收入水平基礎上的差距，不宜以犧牲經濟增長為代價來強行實現收入均等化，保持較高的經濟增長速度仍然是非常重要的問題。“創造條件讓更多群眾擁有財產性收入”的根本思路是堅持在發展中解決問題。20%的低收入階層高度集中于農村社會，不解決這部分群眾的收入問題，居民收入差距縮小的“拐點”不會自動到來。因而縮小城鄉差距是今后長期而艱巨的任務。方式就是想方設法增加農民收入，特別是為農民提供進城就業、創業的機會，降低農村人口的土地壓力。要在整體收入不斷提高的基礎上擴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因為中產階層的崛起有利于擴大民間資本積累和活躍民間投、融資，使社會各階層的資本得以有效配置，從而提高整個社會資本的創富能力。維護高收入者的正當利益，保障低收入者的基本生活應當成為我國政策選擇的基本出發點。收入差距過大問題主要通過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降低低收入者的比重來解決。在這個過程中，原來的低收入層中會產生新的收入差距并有可能擴大，但這種新的收入分配差距是在經濟整體發展水平普遍提高的基礎上的差距。因而要容忍財產性收入的增加等原因造成的收入分配差距的暫時繼續擴大，這種差距的擴大是良性的，有利于“

蛋糕”

　　的做大。

　　(作者單位：中共中央黨校)

　　更多精彩評論，更多傳媒視點，更多傳媒人風采，盡在新浪財經新評談欄目，歡迎訪問新浪財經新評談欄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