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 張媛源

　　人民幣升值，似乎已經是一場沒有底線的戰役。

　　早在2006年5月16日人民幣匯率中間價達到1：7.9982之時，就已經一舉攻破了匯改以來升值的“馬其諾防線”1：8。當時就有評論說，“這個‘馬其諾防線’一旦擊破，哪怕是蜻蜓點水，美元兌人民幣的向上空間，也會激發市場得隴望蜀的遐想。”這個“得隴望蜀的遐想”印證得非常充分：如果說從那以后人民幣匯率進入了一個上升通道，那么今年以來的表現，66次改寫新高紀錄無疑是升值的加速上升。鑒于此，中國相關產業，尤其是出口導向型的企業，在這個洶涌而至的浪潮里，在未來的日子里，應該如何應對？如何把握呢？

　　繼續升值已是必然

　　人民幣將繼續升值，這是市場的主流觀點。就目前來看，在10月24日越過7.5元這一重要關口后，

人民幣升值壓力仍在繼續加大。央行行長周小川也在近日承認人民幣面臨升值壓力，稱若貿易順差依然居高不下及外資流入繼續保持強勁，則人民幣的趨勢將是升值。

　　與此類似，另一位央行官員、央行行長助理易綱在上周末一個公開場合將今年中國五次上調利率以應對通脹，與美國利率在次貸危機之后所面臨的下行壓力進行了對比。他承認，由于美國利率不斷下降和和國內資金成本日益上升的雙重作用，在加快本幣升值步伐方面，中國面臨越來越大的壓力。

　　巧的是，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10月31日決定，將聯邦基金利率即商業銀行間隔夜拆借利率再降0.25個百分點至4.50%，以應對信貸危機及可能產生的經濟衰退后果。這是繼9月份降息0.5個百分點后美聯儲再度降息。

　　部分經濟學家們似乎傾向于讓人民幣放開升值幅度，因為這是抑制通貨膨脹和資產價格泡沫，緩解順差的最有效辦法。

　　幾乎同一時間的“歐美同學會2007北京論壇”上，高盛亞太區董事總經理胡祖六作出了這樣判斷，中國經濟最大的風險在于資產價格泡沫。對此，目前貨幣政策需要更多地運用組合拳，更大幅度、更大力度地推進。“持續加息非常必要，人民幣升值的步伐也應當加快。”胡祖六說。

　　中金公司首席經濟學家哈繼銘也認為，央行需要在升值幅度和升值長度上作一個選擇。“升值幅度小，雖然對外貿和出口的影響比較小，但可能會延長升值的時間長度。而在這個時間區里還會不斷有外匯儲備增長、熱錢流入等，對國內的流動性造成更大的壓力，長此以往，不利于中國的資產穩定、價格穩定”。

　　在十七大期間接受記者訪問時，央行行長周小川發表了一番頗為意味深長的言論。“發達國家央行貨幣政策一般是強調低通貨膨脹，但在我國，貨幣政策要堅持多目標，強調促進經濟發展。”在他后面的話語里，還包含著促進就業、防治通貨膨脹、堅持貨幣穩定、促進和支持消費，要“注重經濟增長、就業、物價穩定、國際收支平衡等多個目標之間的全面協調的涵義。在近年來的匯率改革中，就有大量的政策選擇需要統籌兼顧。”

　　顯然，貨幣政策的“多目標”決定了決策要考慮的還有就業、促進和支持消費。而快速大幅升值恰恰會造成吸收了大量勞動力的低端制造業陷入困境，引發大面積失業，這是央行最不愿見到的。怎樣在這中間找到一個平衡，是決策者們最頭疼的地方。

　　畢竟升值的風險是不得不考慮的因素。日本“失去的十年”已經證明，本幣大幅升值就像是一個“潘多拉魔盒”，一旦開啟，里面裝著的通貨緊縮、經濟蕭條、資產價格先揚后抑將魚貫而出。我們還尤其面臨著產業升級換代，低端制造業被淘汰而可能產生的大規模失業，引發社會問題。

　　而中國與當年的日本不同的是，盡管匯率的形成機制已經漸趨靈活，漸趨市場化，但仍是“有管理的浮動匯率”未離開央行的管制。周小川近日在被問及G7呼吁時，重申了中國的外匯政策立場，強調改革將遵循漸進式原則，仍將對改革步伐加以控制。

　　一個基本的共識是，官方仍然認可“小步慢跑”型的升值步伐。

　　擴大波動區間或成為選擇

　　周小川稱，市場在

人民幣匯率決定中的作用已經逐步提高，中國政府將逐步使人民幣匯率達到均衡水平，幫助實現國際收支的平衡。

　　而在此前不久的10月12日，曾為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中惟一學者委員的中國社科院研究員余永定說：“最近幾年，我傾向于讓人民幣有更大的升值幅度和更快的升值速度。現在我比較贊成考慮分級跳的辦法(先是較大幅度升值，然后穩住不動)，通過試錯盡快找到均衡匯率水平并遏制套匯資本的流入。”

　　余永定是更大幅度升值的支持者，但問題在于，這個均衡水平在哪里？

　　今年5月21日，央行決定將銀行間即期外匯市場人民幣兌美元交易價浮動幅度由3‰擴大至5‰，即每日銀行間即期外匯市場人民幣兌美元的交易價可在中國外匯交易中心對外公布的當日人民幣兌美元中間價上下5‰的幅度內浮動。

　　央行有關負責人表示，這并不意味著人民幣匯率大幅波動，更不意味著大幅升值。但高盛當時預計此舉將帶來更多的雙向交易，人民幣日內漲幅也會擴大。盡管央行強調這并不意味人民幣會大幅升值。但高盛仍預測，美元兌人民幣3個月目標為人民幣7.55元，6個月目標為人民幣7.37元，12個月目標為人民幣7.03元。

　　在記者采訪過程中，數位專家均表示，擴大匯率日浮動區間是個可行選擇。具體解釋為，在這個放大的匯率浮動區間內，也許在某一日大跌之后，匯率上揚到區間頂部，實現快速升值。對此，哈繼銘認為，在人民幣的波動上升過程中，如果能通過兩年時間，基本上升值到經常賬戶的順差可降到5%以下，就會達到一個均衡。“今年這一順差還可能會超過10%，甚至是12%”。

　　胡祖六說，央行只會給出一個信號，允許“小步慢跑”，可能要加息等信號，但它不會明確說要采取一個怎樣的幅度和數值。鑒于此，對于出口導向性的企業而言，要學會運用金融手段避險。

　　在剛剛結束的102屆廣交會上，除了

出口退稅，眾多參展商尤其是中小型外貿企業，最為關心的就是人民幣匯率問題。越來越多的外貿企業開始利用各類金融工具來規避利潤風險，采取靈活的合同條款，銀行簽訂保值協議等方法已經成為眾多品牌類出口企業的通用做法，還包括提價、調整貿易結構、改變結算貨幣、借美元貸款、遠期結售匯等。但對于那些中小型企業來說，品種單一、費用過高卻成了他們使用金融工具的瓶頸，而多采用提高訂貨價格和簽訂短期合同作為對策，只不過，提價只能部分轉嫁人民幣升值帶來的虧損，其中大部分成本仍要由企業承擔，也不是根本之策。

　　而針對公認能有效避險的遠期結售匯，一位研究人士說，現在的市場里大家都預期人民幣會升值，沒有賣家，因此，實際上遠期結售匯工具現在是無效的，但目前我國只有這一種可用的金融衍生品，而中小企業能運用的品種根本沒有。

　　胡祖六和哈繼銘同時提到，“現在相當于是有的企業在利用出口退稅優惠進行高能耗低附加值生產，優惠政策的取消、人民幣對整體經濟中的某些行業會帶來短期的負面影響，但我國的實體經濟總體而言仍然是有效率的，應當用財政政策來減輕這種影響，比如針對被淘汰的低端制造業啟動財政支持的‘失業人員再教育再培訓’，實現良性過渡，舒緩就業壓力。”

　　與此同時，如果想徹底改變人民幣升值的壓力，從根本上改變這種“雙順差”，必須啟動內需，尤其是居民消費。在經濟過熱的狀況下，推動投資的空間實在捉襟見肘。

　　周小川說，金融市場是在摔跟頭中不斷前進的，“用中國話來說就是把壞事變成好事”。1993年到1995年的通貨膨脹明確了宏觀調控的框架。1997年到1998年的金融風波直接導致2002年第二次全國金融會議的召開，并于2003年成立銀監會，隨后就開始了5年的金融機構改革。

　　未來會怎樣，將會帶來怎樣的變革和前進，我們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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