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障低收入群體民生的幾個政策性建議

　　孫天法

　　□改善收入分配，應使人們在工資收入以外，有權利和條件獲得穩定的資本投資收入

　　□農產品的供給不“過分”大于市場需求，農民就不會陷入得不償失的困境

　　□農產品期貨定單制可以提高農民定價權，有效避免“谷賤傷農、貴亦傷農”的千古困局　

　　胡錦濤總書記在十七大報告中明確提出了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逐步扭轉收入分配差距擴大趨勢的思想。這既是中國政府對低收入群體民生狀況的高度關注，也是對經濟理論研究——制度供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言而喻，調整收入分配制度，實現社會公平是我們國家長期以來孜孜以求的執政目標和執政理念，但是要實現這一重要目標，必需通過科學的制度、政策和措施來落實。

　　20世紀的后20年以來，

中國經濟發生了本質性的變化，這種變化直接表現為財富的顯著增加。然而，正如200年前經濟學家傅立葉發現了“由過剩產生貧困”的奇怪現象一樣，財富增加的時代背景下，也出現了收入分配不公平的問題。

　　毫無疑問，經濟屬性的變化必然要求新的經濟管理方式與之相適應。收入分配不公可以視為一種市場的不均衡，必須通過國家的理性干預，努力促使其恢復均衡。

　　總的說來，在剩余經濟條件下，保障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和扭轉收入分配擴大的趨勢應關注以下幾個方面的市場均衡。

　　◆勞動力市場的均衡

　　在收入來源單一化的條件下，消費者一般只能通過就業取得維持其生活和發展的收入來源，勞動力市場的均衡因此成為市場經濟體系中最重要的均衡關系之一。

　　在外向型經濟中，一些經濟體會出現勞動力短缺的市場非均衡。比如20世紀日本、新加坡等制造業發達國家都曾出現這一問題。但是，從制造業發展的世界趨勢看，勞動力短缺的可能性將越來越低。解決勞動力短缺問題，可以從境外引進勞動力，也可以提高勞動力價格。當勞動力價格提高到較高水平時，一些廠商可能會出現降低生產規模，進而抑制整個社會對勞動力的需求，這被稱為勞動力的抑制性均衡。

　　勞動力市場的供大于求則是一種更具破壞力的非均衡。在收入來源單一化的條件下，只要存在一個失業者，市場就會在不同廠商之間制造出一連串壓縮勞動力成本的機會，眾多失業者的存在，就會把整個市場的勞動力價格壓到極低的水平。

　　中國是一個人口眾多的發展中大國，勞動力的供給十分豐富，人們找工作的迫切往往使勞動者的收入條件和工作條件急劇惡化。這在現實中已經有所體現，比如農民工被迫接受毫無收入保障的工作和拖欠工資。

　　另外，不斷提高的生產自動化對勞動力市場的均衡提出了嚴峻挑戰。在技術迅速發展的條件下，整個社會生產體系對勞動力的需求將越來越小。未來如果出現真正意義上的智能

機器人，社會生產體系和社會服務體系甚至可能形成對勞動力的“零需求”，勞動力則成為社會生產和服務體系的冗余個體。盡管市場經濟存在阻礙生產自動化水平提高的內在因素，但這必將給依靠單純工資收入維持生計的社會群體造成損害。

　　十七大報告明確提出了擴大就業的主張，這表明高層對維持勞動力市場均衡的重要性有了比較清醒的認識。但是，由于自動化生產設備可以無條件地服從廠商意志、可以高速率、高質量地進行生產，購置成本也有大幅度降低的趨勢，特別是使用生產設備可以使廠商免除因工傷帶來的賠償，因此，提高生產的自動化水平成為廠商行之有效的競爭策略。

　　因此，從長遠來看，擴大就業雖然有效，但還需要從就業以外的角度來思考問題。在生產自動化水平不斷提高的情況下，要維持勞動力市場的均衡，除了擴大就業外，還必須減少勞動者的勞動時間，同時發展豐富的投資體系，使勞動者具有配額投資權利。也就是說，使勞動者通過對不同企業、行業進行配額投資，獲得除工資收入以外的資本收入。從更深層次上說，資本收入將比工資收入更好地保障勞動者的生活水平。

　　◆農產品市場的供求平衡

　　在中國，解決收入分配不公問題，首先就要提高農民收入。人數眾多的中國農民，既可能成為勞動力市場失衡的受害者，也可能成為農產品供求失衡的犧牲品。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過度供給與過度競爭都將導致利潤的降低。在過度供給條件下，供給者會陷入得不償失的經營困境。作為小規模的生產和供給者，我國農民一直以來飽受谷賤傷農的困擾。因此，提高農民的收入水平，必須高度警惕農產品市場的過度供給。

　　中國農業人口數量眾多，由于受到信息、經營能力、政策導向和生產習慣的影響，農民容易在生產方向的選擇上產生從眾心理，習慣于“隨大流”從事大宗農產品的生產，因此很容易導致相關品種的供給能力過剩。生產過剩就會導致劇烈的價格競爭，使農民陷入得不償失的經營困境。

　　實際上，國家可以通過調整農業生產結構來改善農民的收入分配情況。例如，可以通過開發新品種和技術培訓，引導農民從事小額品種的生產。這樣一方面可以直接提高一部分農民的收入；另一方面，也可以從大宗產品的生產中轉移出一部分資金和生產要素，相應地減少大宗品種的過度供給壓力。

　　但是，調整農業產業結構將受到市場經濟自發性的干擾。出于對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追求，農民往往追高斬跌。什么品種價格高，農民就生產什么；什么產品的價格下跌，農民就會不約而同地放棄該品種的生產。從而加劇農業生產的非均衡性。

　　要解決這種趨同性與周期性問題，因地制宜和加強農產品生產的信息披露舉足輕重。中國幅員遼闊，各地區的自然差異明顯，選擇適合本地區經濟發展的主導產業，可以在相當程度上減少生產的趨同性與盲目性，在一定程度上減少或避免市場失衡。在互聯網高度發達的條件下，通過信息披露和信息交流，可以幫助農民實現反周期經營，減少農產品生產量的波動，避免農產品市場供給過度高于市場需求。只要是農產品的供給不過分地大于市場需求，農民就不會陷入得不償失的困境。

　　◆維持農產品市場勢力的均衡

　　產品的市場價格不僅與供求關系直接相關，也和產業的市場結構密切相關。一般而言，在壟斷性行業，壟斷方具有較強的價格決定能力，容易出現價格掠奪。反壟斷立法就是要通過價格聽證和肢解壟斷企業等措施，通過無限“逼近”合理價格的方式，把壟斷的危害限制在社會可以容忍的限度內。

　　但是，在不存在壟斷的競爭性市場里，則容易出現過度競爭問題，導致生產者“殺價”以致于利潤下降。

　　早在宋朝，思想家李覯就對谷賤傷農的問題有過深刻的論述和分析。李覯通過對小生產者在農產品定價機制中處于弱勢地位的分析，提出了“谷賤傷農、貴亦傷農”的理論。

　　為了解決小生產者在市場中的弱勢問題，各國都作出了許多有益的嘗試。中國必須通過制度創新，提高農產品價格信息的直觀性，提升農民在市場上的價格決定能力。

　　國家可以試行大宗農產品的期貨定單生產方式，把重要農產品的價格限定在成本水平以上，通過發展農產品的期貨交易把大宗農產品的產銷聯系起來。期貨交易所可以根據大宗農產品的歷史消費數據，與農民或農民代表簽訂期貨合同。

　　由于農民清楚自己的生產成本，就不會訂立使自己虧本的期貨合同；由于期貨合同的訂立早于農產品的實際生產一年左右，農民就有充分的時間調整自己的生產；生產能力大于期貨合約的農民則可以通過改種其他經濟作物，追求較高的收入。

　　在農產品的期貨訂單制度下，期貨價格的漲跌與農民收入并沒有直接關系。期貨合約到期后，農民與期貨持倉人或期貨公司進行實物交割和價款支付。這樣，農產品的期貨訂單就把期貨交易的公正價格功能、套期保值功能與農產品的生產聯系起來了。在農產品期貨合約的訂立和期貨交割中，期貨交易所實際成為了農民產品銷售業務的代理者。

　　不言而喻，期貨公司也是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經濟人，他們不可能格外“仁慈”，但是受到交易制度的制約，期貨公司的收入來源主要是會員單位的席位費；另一方面，期貨公司可以和農民簽訂比較能兼顧各方利益要求的合同。這樣，既可以避免大宗農產品生產的寬幅波動，也可以使農民避免陷入李覯所說的“谷賤傷農、貴亦傷農”的經營困境。農產品的期貨訂單制度，實際上具有長期保持農業生產貼近社會實際需求的潛力，能夠通過均衡市場產銷勢力的力量，從而維持農產品市場的供求均衡。(作者單位：中國科學技術信息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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