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可流動的財產才能“配置”到最能有效使用它的人的手中。資本越流動，投資越安全。

　　如今，流動性“過剩”乃至“泛濫”的說法不絕于耳。如何看待流動性及與其相關的資本市場問題？我們不妨用法學視角作一個觀察。

　　如果我們僅僅把資本市場看成一個賭場，視投資者抑或投機者們為賭徒的話，我們的確就無法說服自己，法律為什么要維護這樣一種缺乏道德正當性、與賭博無異的游戲。

　　一個近乎常識的觀點是，資本市場使得資本得以通過市場方式配置，從而最需要和最能有效使用資本的人可以得到資本。

　　這個觀點聽起來似乎不錯。但是我們去看看真實的股市吧！那些買賣

股票的人們，哪個是真正愿意成為股東而去管理公司的人？他們之所以購買股票，并不是因為喜歡成為某個公司的股東，他們充其量只是最喜歡資本的差價而已。相反，人們恰恰把最失敗的投資者稱為“股東”：“炒股炒成股東”一度與“炒房炒成房東”一樣成為一種遭人嘲弄的典型人生敗筆。

　　熙熙攘攘，利來利往。面對資本市場的實際情況，我們無法相信市場上人們的買進賣出是在“合理配置資源”。那么，我們究竟為什么需要資本市場？

　　資本顯然是一種財產，諸如股權或者債權。不可轉讓的資本是無法吸引人們投資的。假定一國的法律規定，投資需謹慎，投資設立公司后股權一律不得轉讓，那么，這條法律將事實上禁止人們投資。因為，它使得股權變成了一種極度殘缺的財產(權)。對股東來說，他得到財產收益的方式僅僅是分紅，但是誰也不能保證公司一定會有利潤可分。如果可憐的股東發現他無法通過自己的努力改善公司管理增加盈利的話，他就真的一點辦法也沒有了，手上的股權就變成了一個廢物，投資就真的成了“打水漂”。

　　相反，如果股權可以轉讓，股權就是一種完整的財產。投資設立了企業的人可以將其股權轉讓給比他更看好企業前景或者比他更有辦法讓企業贏利的人。股權可以轉讓，股東就有了一種退出機制，投資就不會成為一種單純鎖定投資者的行為。

　　所以，不得轉讓或者說無法交易的股權，其財產價值是極低的，甚至是沒有價值的。直接的結果就是，沒有人愿意購買和持有股權這種“財產”。這樣的話，也就沒有人愿意投資設立企業了。

　　因此，一個經濟體若要有活躍的投資(股權投資和債權投資)和創業活動，就必須有好的法律保障和促進資本的流動性。資本的流動性越高，投資的風險就越易于分散，相應地，投資和創業活動就會越發活躍。

　　資本市場使得資本更易于交易，人們更易于發現資本的價格。因此，我們需要一個活躍的資本市場。而一個活躍的資本市場不可能沒有活躍的投機行為。投機會產生風險，但同時也在分散風險，投機讓資本市場更有流動性，使得資本更易于產生公正的價格，這正如喜歡玫瑰的人們必須容忍玫瑰枝上扎手的刺一樣。

　　何況，投機和投資的邊界一向是模糊不清的。20世紀初的英國著名金融家歐內斯特·卡塞爾爵士說：當我年輕的時候，人們稱我為賭徒；后來我的生意規模越來越大，我成為一名投機者；而現在我被尊稱為銀行家——但其實我一直在做同樣的工作(參見戈登《偉大的博弈》一書)。

　　財產只有流動起來才會尋到最高價格從而增值。只有可流動的財產才能“配置”到最能有效使用它的人的手中。可流動性就是財產能夠轉讓(交易)，交易成本越低，財產的流動性就越高。

　　政府對資本市場的監管理念應該建立在對資本市場功用的基本認識之上。資本市場不僅僅是財富分配的場所從而與賭場類似，它更是分散投資風險從而鼓勵投資，給資本定價從而便于資本交易和流動的一種機制。

　　由此看來，政府沒有必要消滅那些令人不安的投機行為。正是投機行為活絡了市場，分散了風險——投機者自愿承受市場風險，難道不值得鼓勵嗎？

　　當然，允許投機不等于允許欺詐。欺詐行為(包括內幕交易、虛假陳述和操縱市場)實際上是欺詐者利用自己的信息優勢，強行剝奪了其他投資者的意思或意志自由。資本市場的有效性建立在每個參與者自主判斷和自由選擇的基礎上，欺詐顯然對市場極具破壞力——欺詐正是政府監管應該集中力量克服的大問題。

　　從大資本市場的視角看，政府制造壟斷性的

證券交易市場，例如規定證券交易所之外禁止證券交易(即場外交易)，是缺乏正當性的。因為，凡是資本都有交易的需求，禁止交易或者以壟斷之法給交易橫加障礙和負擔，只能降低資本的流動性和價值，打擊投資和創業的激情。

　　為什么需要資本市場？因為資本市場使資本具有流動性，從而增加投資的安全性，資本的流動性和安全性正是鼓勵投資創業的最好辦法。而政府的作用正是通過立法和監管打擊形形色色的欺詐，擴大競爭，保護資本市場的這種正面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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