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評論員 唐學鵬

　　G7財長和央行行長們在10月19日齊聚華盛頓，討論全球金融市場諸多問題。市場人士普遍認為，G7會議很可能會以“彈壓人民幣匯率”為重要主題。

　　今年美國全年的貿易逆差可能為1萬億美元，大約占國內GDP的7%。著名經濟學家Sebastian Edwards在其最近的論文《In On Current Account Surpluses and the Correction of Global Imbalances 》里表示，“美國的貿易逆差已經高度‘離譜’了，這種逆差是不能持續的”。實際上，大多數經濟學家并不認為美國有一些貿易逆差是壞事(如果美國快速變成一個順差國則對世界而言更糟)，關鍵是度的問題。也就是說，美國需要在貿易上做一些調整，比如美元適當貶值。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們應該部分地理解“美元貶值的長期趨勢”，同時也做好減持美元資產的節奏和策略。

　　中國今年的貿易順差很可能會達到2500億的新高峰，

人民幣匯率的彈性應該加大，但不意味著應該像外部世界所極力鼓吹的那樣“大幅度升值”。Edwards檢驗了最近35年來160個發達國家、轉型國家和新興市場國家的外貿變化，發現兩個有趣的現象：一個是大國的貿易順差不會持續太久(小國則有20年以上的順差，例如中東國家、北非或新加坡、瑞士)，而且順差衰減時的變化率是非常大的，也就是說，當一個國家的順差步入峰值，走下坡路的時候，它的速度會越來越快。另外一個現象是外貿順差的國家永遠是非常少的(平均來說只有28%的國家是順差國)，世界上大多數國家是貿易逆差國。而且，整體而言，順差國一般比逆差國的經濟效率要高。

　　Edwards的判斷給我們很大的啟示，這種啟示可以讓我們更為廣闊和歷史性地看待我們匯率變動的策略以及與匯率相關的利率變動。目前中國高額的貿易順差也感染了國內很多人，尤其是資產階層(因為匯率的大幅度上升有助于提高資產價格)。他們認為應該用匯率的大幅度升值來解決流動性過剩和經濟泡沫問題，同時，他們覺得提高利率是無效的。但就像Edwards認為的那樣：“如果一個國家非常想降低貿易順差，貿易順差將比它想降低的還要低”。

　　更重要的是，我們應該珍視順差，而不要僅僅將它視作“帶來流動性過剩的麻煩”。眾所周知中國的GDP增長的拉動因素有三：一個是消費；一個是投資；一個是外貿。經濟學大師薩繆爾森曾經開玩笑地說，“GDP在很多環保分子眼中就是全民總污染”。的確，就像一則尖刻的笑話所說“兩個經濟學家可以付費讓彼此吞食大便，雖然無人會覺得味道好，但是增加了GDP”。當然，這個笑話也暗示了，GDP存在一個“價值純度”的坐標，有些GDP增加就像“吞食了大便一樣”，是沒有什么好處的。

　　在中國，只有具備常人的直覺理性就能感知，外貿的“價值純度”是最高的，消費其次，而投資最低。原因很簡單，因為在一些地方，投資是最容易發生“尋租”、“政績工程”的領域。比如一些地方官員通過大規模賣地，就可以增加GDP。中國的消費拉動GDP“價值純度”要比投資稍微高一點。相反，外貿是官僚“尋租”最少、相對沒有“形象工程”因素的領域，它提供的是一種更為真實的效率改進和福利增加。這也解釋了“出口導向型”的國家為何比“進口替代型”國家更有前途，也解釋了貿易順差國的整體經濟效率為何比貿易逆差國的效率要高一些。

　　從這個角度看，大幅度提高利率而不是大幅度提高匯率對中國更有益。因為大幅度提高利率可以壓制國內的投資增量，減少對GDP“純度”的污染，而大幅度提高匯率則會帶來外貿上的激進變化，使得GDP的“價值純度”變低，惡化整體性的經濟效率。這就是說，中國應該控制匯率的年升幅在5%-7%之間，更重要的是，中國要盡快大幅度提高利率來抑制經濟泡沫和信貸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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