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評論員 徐立凡

　　早在9月，被美國次級債危機擾動得心神不安的歐元區國家，就開始公開表達他們的不滿并尋找解決之路。不滿的對象主要是始作俑者美國。然后，中國也被拉了進來。當時，歐盟經濟與貨幣事務委員阿爾穆尼亞曾在北京表示：全球經濟失衡的根源不在歐洲，應該承擔主要責任的，是財政支出嚴重赤字的美國，和因為巨額貿易順差、國際油價上漲而擁有經常賬戶大量盈余的中國及產油大國。一個月后，這個判斷的一部分變為了歐盟的政策行動。中國的十一黃金周剛過，在盧森堡結束的歐洲多國財長會議上，就發出一項措辭強硬的聲明稱：“許多新興國家——特別是中國擁有大量經常賬戶盈余，而且還在不斷增加。大家都希望它們的實際匯率能作出必要的調整。”會議還決定，近期將派遣一個代表團到中國，直接表達對人民幣匯率問題的“嚴重關切”。

　　通常在

人民幣匯率改革問題上隱身于美國之后的歐盟這次沖到了前面，大可況味。表面原因，是歐元兌人民幣、美元和日元的匯率不斷上漲，使得“法國紅酒、意大利時裝、德國汽車”的海外訂戶減少。但實際原因，是美元的弱勢效應開始率先在歐洲發酵。由于歐盟料定美國不會在近期采取主動行動讓美元升值，因此，另一個主要貿易伙伴中國就成為主要目標。一方面，中國的經濟形勢比處于十字路口的美國更加安全，因此在匯率問題上采取靈活姿態的可能性要大；另一方面，由于具有歷史的優勢心理，歐盟一向認為，與中國談判遠比與美國談判要有“底氣”。

　　關于

人民幣升值，已經有許多討論，也有無數次博弈。然而，仍然有兩個問題需要厘清。

　　第一個問題，人民幣匯率是否真實反映了

中國經濟的基本面。美國人一直認為沒有，歐盟現在也這樣認為。在國內，圍繞這一問題，也正發生著尖銳爭議。不幸的是，許多爭議都是在一種靜態思維下進行的，因此有人民幣迅速升值百分之十五之說。筆者認為，準確的表述或許是：現行的人民幣匯率政策仍在真實反映中國經濟的基本面，但是不反映中國經濟的發展趨勢。

　　為什么說反映中國經濟的基本面？中國經濟的對外依存度，高達百分之七十，中國經濟最活躍、最具創造性和發展性的部分，密布于此處。貿然取消已在弱化的本幣保護政策，必然導致大量出口型企業陷于被動甚至絕境，并進而對中國經濟造成重大傷害。而且，即使是這樣做了之后減少了在人民幣匯率方面的壓力，仍可能引發新的外部壓力：人民幣升值了，中國出口產品貴了，會遭致輸出通脹的新指責。因此，無論從經濟風險還是政治風險的角度考量，貿然大幅升值均不可取。

　　為什么說不反映中國經濟的發展趨勢？當經濟發展超越開發階段進入已開發階段，本國消費者花較少的錢即可享受來自全球的產品，享受更高質量的生活，是應有之義，也是經濟發展的終極目的。從這個角度說，人民幣升值到與高經濟水平相吻合的地步是遲早的事，但是，這個未來絕不能在現在就因為各種現實挑戰而透支。這也是我們堅持人民幣匯率自主改革的原因所在。

　　由此引出第二個問題：世界經濟分工是否已經開始調整。中國成為“世界工廠”，是中國經濟發展的必由之路，這一現實不僅來自政府的意志，也是國際市場、國際資本理性選擇的必然結果。中國有充足便宜的勞動力，有良好的工人培訓，有現實的和潛在的市場前景，有友善的法律環境，有安全的社會形勢，還有被迫的對環境保護的較大寬容度。這些構成了中國在世界經濟中的分工條件。盡管一些趨勢表明，隨著經濟環境的變化，原屬于中國的分工開始變化，但大的分工仍未開始。更為重要的是，歐美市場并不打算對中國的經濟轉型表示容納。在中國由“中國制造”向“中國創造”轉型的過程中，很難指望別人提供實質性的戰略幫助。在缺乏合作主義內容的情況下，單方面要求中國在人民幣匯率上合作，顯失厚道。

　　歐元區多國財長會議，是為本月19日的西方七國財長會議做準備。可以想見，在西方七國財長的華盛頓會議上，關于人民幣匯率還有更多的壓力之舉。盡管這種壓力之于中國的效果不會顯著，但是，從8日歐元區的這次會議和歷來歐美對人民幣匯率問題的處理方式上看，足可以提示我們一點：即使是在經濟全球化趨于深入的今天，經濟上的國家本位還是不能不講，這里強調的不是狹隘民族主義，而是國家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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