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評論員 唐學鵬

　　近日，“中國制造”事件愈演愈烈，美國官員公開表示要采納日本式的做法，對中國出口美國的食品、蔬菜、玩具、牙膏、藥品、寵物飼料等等商品進行“嚴加看管”。美國人公開贊揚和學習日本對中國商品的“質量管理體制”，這種體制的核心是通過加大檢測力度，將檢測費用轉嫁到中國商品的價格上(相當于再加一次關稅)，然后達標者產品被允許進入日本市場。

　　日本常常對中國的農產品進行“苛刻”的檢查，甚至要求中國政府對這些生產商進行質量考核，給他們發放牌照(相當于提高了生產商的成本)，然后日本才同意將這些生產商納入“對日出口商”名單。這種做法表面上看是一種嚴酷的質量控制，實際上，迫使中國商品的銷售成本變高，使中國商人僅僅獲得一般性的市場利潤，而不包含競爭力報酬。簡單地說，日本式的“質量管理體制”是一種看似對國民負責、實際上卻很容易操縱成大規模的“貿易保護主義”。現在，美國人開始學習這套日本式課程。

　　如今，世界自由貿易體系處于一個極度艱難的時刻，WTO多哈回合談判前景黯淡，而在WTO框架下的貿易爭端不斷升級。大規模的貿易壁壘與摩擦潛流涌動。

　　中國也列舉了一份名單，上面有：通用電氣公司生產的渦輪發電機、荷蘭飛利浦電子集團美國子公司生產的超聲波儀器，以及迪爾公司生產的農用機械設備等等。這些產品都有很大的質量問題，中國國內一些媒體也在報道美國的雞爪、豬肉、嬰兒奶瓶、維生素片、魚油、大豆和冷凍薯片等產品的污染問題。

　　實際上，自由貿易對整個世界的好處不需贅言，借助比較優勢，不同國家國民之間分享了交換價值，這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共榮。最近，IMF發表了最新的《世界經濟展望》(World Economic Outlook)報告，報告認為，雖然全球化在可驗證的效果上產生出更多的不平等(國家之間的貧富差距和一國內部的收入差距)，但是要分拆來看，就會發現不同的因素作用不同。IMF的研究人員將“全球化”分解為三個“因子”：科技(知識流運動)、外國投資(資本流運動)和自由貿易(商品流運動)，然后考察這些“因子”對全球不平等的“作用力”。結論是，科技進步和外國投資會加重全球不平等，而自由貿易則能起到緩解的作用。究其原因，那是因為外國投資和科技擴散都是有“門檻”的、產生“局部受惠”效應。而自由貿易則是“整體卷入式”的，是一種人盡其力的格局性改進。

　　必須澄清的是，自由貿易哲學并不是片面贊成“唯價格競爭主義”，不是鼓勵生產商通過犧牲質量來壓低成本、降低價格。如今，中國廠商應該在上個世紀60年代的日本廠商身上得到一些靈感。當時充斥著對日本產品的負面評價，但是日本廠商的不斷改進成功地讓“日本制造”在世界上贏得了品質可靠的口碑。

　　關鍵在于，我們不愿意看到“提高質量”的呼聲滑向一種“濫用的權術”，來滿足中美兩國之間的貿易保護者的其他用心。美國貿易保護主義言論在這一兩年急劇升溫，其勢頭之盛甚至超越了上個世紀80年代的全球保護主義風潮。甚至連過去強烈支持自由貿易的偉大學者薩繆爾森(適度保護論)和Alan Blinder(“外包”危險論)都發出了保護主義的腔調，他們錯誤地夸大自由貿易給美國帶來的巨大陰影。中國的一些經濟民粹主義者也聲嘶力竭地“哭訴”中國廉價打工者角色的不幸，夸大一些海外商品的絕對市場壟斷力。

　　我們希望于10月15日頒發的

諾貝爾經濟學獎由自由貿易者獲得，用諾貝爾獎的風向標來鼓勵一種正確的思想走向。在自由貿易學者中最合適的人選無疑是偉大的巴格沃蒂(Bhagwati)，余下的分享者，Helpmann和Grossman、krugman以及Dixit等人也非常適合。當然，這只是一種恰如其分臆想，但卻源自于正確而宏大的情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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