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評論■陳墨

　　國家環保總局9月24日發布的2006年全國環境統計公報顯示：2006年，全國廢水排放總量為536．8億噸，比上年增加2．3％；ＣＯＤ（化學需氧量）排放1428．2萬噸，比上年增加1．0％；二氧化硫排放量2588．8萬噸，比上年增加1．5％；發生環境污染與破壞事故842次，造成直接經濟損失13471．1萬元……

　　公報說，“環境形勢依然嚴峻，不斷發生的污染事件給群眾生產生活帶來嚴重的影響，環境壓力持續加大”。

　　公報發布的三天前，有媒體報道了一個有意思的現象：國家環保總局副局長潘岳透露，“很多地方局長要通報當地的污染，居然只能給國家環保總局寫匿名信。”

　　作為與“監守自盜”對應的另一個極端，這個黑色

　　一方面環境形勢日益嚴峻，另一方面環保部門無能為力。二者的反差，折射出環境及環保管理體制的諸多問題與無奈。

　　因此，已經早有議論的“環境執法垂直管理”再次引起人們注意。潘岳表示，“對于環保部門自己來說，目前亟須環境執法和監測系統的垂直。”

　　的確，由于省環保局與市縣環保局之間沒有直接的領導和調度權，市與市、縣與縣之間亦無統一規劃和標準，因各地觀念、財力、手段差別而造成環境執法力度和執法效果不平衡也在意料之中，加之環保部門實行“雙重領導，以地方政府為主”的管理體制，實際工作中，地方保護主義難免干擾環境執法。

　　垂直管理有望使各級環保部門在人財物上獨立于地方政府之外，從而獲得較大自主權，擺脫地方政府掣肘，也更有助于跨區域、跨流域的環境規劃與管理，環境執法也將更加權威、統一、科學和高效。

　　然而，我們并不應當期待管理模式的調整可以解決所有問題。

　　道理很明顯：如果“一垂就靈”，那么已經實行垂直管理的工商、稅務、質量技術監督、藥品食品監督等領域早就太平無事了。而這些領域是不是太平無事，自然毋須多說，看看身邊的事實就知道了。

　　果真實行了環境執法的垂直管理，我們需要留意一些可能出現的傾向，并制定相應對策，比如：地方政府會否因此主觀上不再承擔環保義務？上下級環保部門會否出于共同利益而相互保護？基層環保部門會否被地方政府收買，而上級環保部門鞭長莫及？地方政府會否對環保部門產生抵觸情緒從而制造障礙？

　　其實，問題很大程度上還是在于官員政績觀和考核標準。正如潘岳所說，為了保證達到更好的效果，在建立垂直管理體制同時，“還應該設立一套對官員的環境考核和問責制度”。

　　在完善官員環境考核和問責制度方面，應當尤其重視公眾參與，需要廣泛開辟公眾參與渠道，吸納公眾意見，讓環保部門官員既對地方政府或上級部門負責，也對公眾負責，形成行政考核與公眾評議良性互動。

　　除了官員政績考核制度和方法之外，管理模式改變同時，環保工作還要繼續依靠法律手段和經濟手段，進一步完善法律體系和環境經濟政策體系，用以約束和調控環境問題制造主體的行為，用市場規律調動他們的經濟理性。

　　環境問題涉及面廣，結構復雜，歷史積淀的矛盾眾多，可以說，沒有任何單個措施能夠“藥到病除”。

　　近幾年來，國家環保總局從不同角度相繼出臺多項政策措施，比如掀起環評風暴、推進環評立法、擴大公眾參與、實行區域和流域限批、完善環境經濟政策等等，均在不同程度上起到了積極作用。

　　我們自然也樂于見到包括改變環境執法管理體制在內的其他各種有益嘗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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