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評論員趙民望

　　7月初，國家環保總局對黃河、淮河、海河流域及長江安徽段水環境污染嚴重的6市2縣5個工業園區實施“流域限批”，暫停除污染防治和循環經濟類以外所有建設項目的環評審批，同時對38家企業進行“掛牌督辦”。這個被視為強硬措施的出手，直接表明了政府對于在經濟發展與環境問題上的立場和方向。

　　依照相關的經驗，如此的“流域限批”必然顯效。果然，作為“系鈴人”的環保總局于2個月后公布了第一批“流域限批”地區解限名單。據悉，在這兩個多月內，各地共清理1162個違法企業和項目。其中已關停400個，停產整頓249個，限期治理102個，追繳排污費7.25億元，增設了19個環境執法督察機構。

　　環保總局就此的評價是：上述解限地區在整改工作中，結合節能減排和產業結構調整，對當地環保工作產生了較為深遠的影響；并且結合流域環境承載力，啟動了城市發展和流域開發的規劃環評。

　　對于第一批解限的地區，環保總局表示將抽調力量開展后督察，對企業是否兌現環保承諾不斷進行抽查，防止污染反彈；尚未解限的地區必須按照環保總局的7項要求，加大整治力度，一日達不到有關要求，一日不解除限批。

　　可以看出，環保總局不會為政績而放棄“流域限批”的

　　原因在于，從環保總局的角色來看，這只是一次特殊的行政手段，相對于種種的環境問題來，環保總局再大也不能依靠其解決所有的問題。同樣，限批地區也只是全國地市中的一小部分，充其量就是抓抓典型。而所涉地區，大概會有一次或若干次整改措施的落實，最終的效果事實上無法在制度層面上予以保障。

　　“環保總局4年來搞了4次環評執法，靠的全是行政手段，這些手段是現有法規制度框架內的最大創新，雖然在短時間內立竿見影，但長期效果卻十分有限。”環保總局副局長潘岳就此稱，中國嚴峻的環境形勢不允許在“萬事俱備”下再去實施那些理想的環境經濟政策，只能邊算賬、邊研究、邊試點、邊總結。

　　環保總局是清醒的。在生態環境問題上，我們不能起步于行政手段，卻幻想通過行政力量來收場。畢竟，限批是一種特殊行政手段，要從全局上解決問題，就要在制度建設方面進行實質性的探索，需要依賴如規劃環評、環境經濟政策等常規化、系統化的制度。(26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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