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滕運 

　　近三十年來，我國經濟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為此，所有國人都感到十分的自豪與驕傲。在各種成就中，極為突出的是我國的對外貿易事業。在北京召開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上，黨中央提出國家的工作重心開始向經濟方面轉移。從那一刻起，中國的經濟、特別是中國的對外貿易活動進入了快速發展的軌道。

　　1978年，中國出口總額只有97.5億美元。彼時，只有幾百萬人口的香港，其出口貿易量與大陸相比，不在一個級別上。讓整個世界為之震驚的是，自此之后，中國的對外貿易出口總額，一年一個臺階，幾年一個國家地發展著、趕超著。2006年，中國對外出口貿易總額已達9690.7億美元、對外貿易總額更是高達17606.9億美元，連續多年成為世界貨物貿易第三大國。然而，在這個奇跡被創造出來的背后，也蘊藏著無數令人難以釋懷的艱辛與無奈。其中最令從業者感慨的要數海外進口國的政府及民間組織對中國出口商采取的一系列抵制、反傾銷以及各種相關的貿易壁壘與制裁措施了。

　　國家利益永遠至上

　　1776年，亞美利加東海岸的一群民權主義者躲在費城的一個角落里，起草著人類的第一個宣言--《獨立宣言》，并號召當地的教徒們用武力抵制壓迫并創立政權。與此同時，遠在倫敦統治階層的一個知識分子卻將他的一部宏著推到了人類的面前--《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作者斯密先生不但以其磅礴而恢弘的思想站在了人類經濟發展史的高峰之上，更由他深邃而鮮明的立論贏得了人類古典經濟學家這一當之無愧的稱號。

　　230年后，斯密先生在國家干預、行政保護與貿易自由化的幾者利益間關系的分析仍然深刻地影響著當今執政者們的決策，也強烈地影響著各國貿易管理機構及從業者的思維理念與操作實務。

　　從執政成本上分析，不管是選舉上臺的執政者，還是任命體制下的統治者，對內對外的經濟政策的制定與執行當中，一個關鍵的問題是就業。要提高就業就必須盡可能的創造就業機會，而創造就業機會的一個重要手段是發展本國經濟，保護本國的市場。由此，作為國策的制定者，維系其統治的一個重要手段就是限制出口國的產品大量地涌入國內的海關。多數的執政者都清楚，財政有問題，可以通過

資本市場與債券市場進行相關的調劑與運作；國防有困難，可以通過簽約與加盟來調整與改善；惟獨就業，除了創造本國的人力市場的需求之外，別無他途。別的問題解決不好，都不會影響到江山社稷的鞏固與延續，惟有就業問題，一旦處理不當，將直接動搖社會的穩定，進而瓦解執政的根基。因而，為了降低執政的風險、減少執政成本，簡單而實用的方法就是限制他國的商品進入。沒有障礙的設置出障礙，沒有壁壘的建起壁壘，沒有問題的他國商品找出問題來，雞蛋里沒找出骨頭，自有雞蛋外邊的硬殼可說。總之，就是要在限制別人的當中保護自己、發展自己。古今中外，統治者莫不把國家利益放在執政的首位，莫不把開拓市場列為核心的執政方針。當年，為了市場的開拓，列強不惜發動戰爭。今天，在以和平為基調，以緩和為特征的世界中，為了生存、為了競爭、為了發展、為了更有效的執政，各國家間、各組織間，仍會大搞有關貿易限制方面的策略戰。這將是一個不以出口國商意志為轉移的鐵律。

　　限制手段將越來越復雜而模糊

　　一方面令我們統計者感到欣慰的是，我國商品在國際市場中占有率方面不斷地提高，另一方面，我們又相當不安地關注到國內生產的產品在海外市場中正受到越來越多不公正的待遇。

　　先是歐美發達國家不斷地就我國產品的質量及標準提出各種各樣的刁難，接下來的情形是越來越多的次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也開始找我國出口商品的麻煩。通過和平的司法程序尋求對我們的限制與打壓還能讓人接受，有些國家為了抑制來自中國物美價廉產品進入其市場，甚至采取縱火與毀壞等暴力方式來破壞。

　　從限制中國產品進入有關市場的策略上，我們可以大致地分為幾下幾個層面：

　　首先，商業層面。這方面的限制手段相對來講比較傳統，典型的方式分別為配額限制、關稅限制與商檢限制。比如，2006年，歐盟為了限制中國皮鞋產品對其市場的進口，大幅度地提高了中國產品的關稅，相關議案規定,將在未來5年內向對中國制造的皮鞋征收16.5%的關稅。由此，中國很多鞋類出口商突然間失去了很大的一片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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