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評

　　日前,國家統計局發布報告顯示,2002年至2006年城鎮登記失業率均保持在4.0%~4.3%的較低水平。這顯然是一個積極的數字。但數字背后,卻有一些不容樂觀的現實和趨勢。隨著中國經濟面臨結構性調整,經濟與勞動力供給都面臨結構性的矛盾,兩者的共存為就業趨勢帶來了一些陰影,也為中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帶來壓力。

　　在判斷中國就業形勢之前,有必要對中國失業率統計數據作一個說明,中國失業率的統計方法是行政登記失業率而不是勞動力抽樣調查失業率,這種失業率的統計方法不能反映失業卻沒有登記的人員、尚未解除勞動關系的城市下崗職工等。失業率之外,中國的就業形勢與經濟調整正面臨相互掣肘的情況,如果提高發展質量,化解內外失衡,需要提高工人工資、提升教育與科技創新水平、加強社會保障等,但是,教育一時無法在短期內扭轉人才的缺乏,而提高勞動成本的做法勢必導致大量的失業,令經濟調整進退兩難,這體現在多個矛盾。

　　首先是,農民工就業多,而大學生就業少。過剩農業勞動力和擴招后的大學生是中國近五年內的兩大就業團體,在就業方面,前者顯然比后者表現出更強的適應能力以及更多的市場需求。統計顯示,大學畢業生就業率從2003年的83%下降到2005年的72.6%。這反映了

中國經濟增長的質量問題,主要依靠勞動密集型制造業以及建筑施工等,實現更多農村勞動力向城市轉移,但這些行業就業穩定性較差,與投資周期關系緊密,制造領域的就業則受到

匯率變化和國外市場需求的影響。另一方面,現代制造業、服務業所需的專業技術、技能人才短缺現象尤其嚴重,成為阻礙產業升級,提高創新能力的"瓶頸"。這反映了大學教育與市場需求相互存在脫節的事實,如不進行改革,中國就沒有可持續性發展的基礎。

　　其次,大量就業以低工資,缺保障為代價。這主要體現在私營部門,由于這些部門承受的稅費等制度成本較高、市場風險大、利潤薄,便設法降低勞動力成本,令就業的穩定性、保障性普遍較低,拖欠工資、超時勞動、缺乏保險福利等問題突出。新的<勞動合同法>將加強勞工保護,但這也可能導致用人單位大量減少合同用工,出現一定的失業。大量中小型微利企業還無法承擔較高的勞動福利,這需要政府減輕該類企業的稅費負擔。政府可以利用貨幣和財政政策在促進就業方面發揮作用,但是,就業應該由市場解決,失業才是政府管理的問題,應該建立和加強失業保障。

　　這也體現出另外的矛盾,報告顯示,2006年末,公有制經濟單位就業比2002年減少了1074萬人,而其他經濟類型單位就業增加了1689萬人。另外,2002-2006年,城鎮非公有制經濟共吸納就業4387萬人,年均增加近1100萬人,超過同期城鎮總的就業增加量。但一些政策在金融、市場準入等方面長期限制非公企業,同時實施高稅負等,這與實現更多就業的目標不符。

　　當前的就業趨勢有惡化跡象,經濟的結構性失衡帶來

人民幣升值、通脹等壓力,如果提高匯率,將會造成大量勞動密集型企業的虧損和失業,進而影響消費以及社會就業;但如不升值又要面臨抑制國內通脹,并減少投資,溫和的抑制措施勢必造成高增長、高通脹和高失業。因此說,提高工資和加強保障的措施與通脹形勢沖突,為了經濟的安全著陸,就業形勢可能面臨挑戰。

　　從長期來看,中國的就業彈性系數(就業人數增長率與GDP增長率的比值)在逐步下降,1980年代的GDP就業彈性系數約為0.303,1990年代為0.104,本世紀前5年就業彈性系數為0.105,年均解決750萬人就業。今后即便每年新增800萬個就業崗位,按照年均增長7.5%的GDP目標,就業彈性系數至少也要達到0.137以上,實現難度較大。因此,政府應該著手建立一個完善的社會保障網絡,令失業人口對社會穩定不會構成威脅,另外,還要確保經濟繼續保持較高的增長速度以創造更多就業崗位。但是,經濟結構調整增加了就業難度,尤其是大量過剩低技術勞動力就業,唯一的選擇是大力發展第三產業和提高農業的收益,并進行相關的教育體制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