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蕾 楊正蓮

　　主持人：

　　李維安 南開大學商學院院長

　　秦朔 《第一財經日報》總編輯

　　時間：2007年9月13日

　　地點：北京嘉里中心酒店

　　嘉賓：

　　幸公杰 加拿大蒙特利爾銀行中國執行董事、北京分行行長

　　北野雅教 伊藤忠中國董事總經理

　　石東偉 安捷倫科技大中華區副總裁

　　葛明 安永華明董事長

　　徐啟威 思科全球副總裁

　　陳錦亞 美鋁亞太區總裁

　　鐘國儀 聯邦快遞中國區副總裁

　　9月13日，由北京市朝陽區政府、第一財經日報社聯合主辦的“2007北京跨國公司領袖峰會”在北京舉行。

　　會議關注的問題仍然是“本土化”、“中國市場布局”和“企業社會責任”等。但在新的背景下，跨國企業對這些無疑有了更深的思考和探索。例如，在 “企業社會責任”方面，人們已不再只關注跨國公司為中國帶來多少利潤、效益。在環保、就業等各方面，跨國企業也開始受到了公眾、行業機構的監督與審視。

　　落戶北京朝陽CBD的多位跨國企業中國區高層出席了峰會，重新審視跨國公司在中國面臨的新問題，就這些新環境、新問題進行了深度對話。

　　跨國企業治理優勢

　　李維安：改革開放以來，在華跨國公司和中國企業共同成長當中，有很多需要互相學習和互相摩擦的東西。最近出現了一些跨國公司并購本土企業引起的一些討論，比如徐工機械問題，達能與娃哈哈的問題，還有跨國公司的社會責任以及商業賄賂的追究問題。這些問題如果解決不好，對跨國公司在中國的發展都是非常不利的。這些問題應該說是公司治理問題，不是哪個管理環節發生了問題。

　　在公司治理上，中國企業和跨國公司有什么不同？

　　幸公杰：我非常同意剛才李教授說的公司治理概念。沒有好的治理機構，任何一個謠言都會把你打下來，但是有一個好的治理制度，很快就會在社會上建立非常好的信譽。

　　為什么我們要有很好的社會責任？這是長期的、制度化的、有強大治理制度之下地保護我們的名譽風險。企業的最大價值就是創造利潤，我們現在所用的對企業的評定標準不是看以前，而是看以后他是否會產生風險。

　　北野雅教：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企業有相當的改善。過去，在經營理念、管理方式，對人力資源的想法、財務管理等方面，中國企業跟我們不太一樣，目前比較完善、透明、規范的公司越來越多了。

　　我們公司自己沒有什么產品，最重要的資源是人才。我們非常重視人才的選拔和培訓。我們有一個人事制度，并且不斷地給員工提出要遵守法律，遵守信譽，遵守社會責任。公司是1858年在日本建立的，我們知道不遵守這些東西，公司就馬上倒閉。我們公司明年在中國建立一個信息人才中心，主要目的是培養國際化的人才，有這樣的人才我們才能避免這些問題。

　　石東偉：我第一次到美國總部去訪問，覺得一定要去惠普的檔案館看看。我看到了一個讓我非常震驚的資料，就是兩位創始人在成立惠普公司的時候，他們有一份商業協議書，這份協議書上面雙方投資規模是280美元，兩個人都是斯坦福大學的學生，公司的名字也是扔一個鋼幣，看誰的名字放在前面來決定的。就是這么一個企業，在短短的幾十年內能夠發展成一個“航空母艦”，我想它的公司治理肯定是有非常獨到的一面。

　　企業為什么會成功？核心在于優秀的企業文化。幾十年內形成了一套固有的文化，這是一種職業操守的堅持。實際上有很多百年老店，大家的企業文化很相近，只是在不同的時期會針對不同的內容而變化，核心內容則是永遠不會變化的。

　　西方企業在講公司治理的時候，把企業榮譽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甚至是在生死存亡的位置上。

　　葛明：我們

會計師事務所可以從兩個方面來談，一個是我們公司內部，一個是對客戶的公司治理如何評價。

　　安永華明治理優勢也完全取決于制度設計和執行，這來源于經濟全球化和科技發展，使得競爭沒有國界。因此，我們不能說企業面對的還是本國的環境。安永的企業治理理念必須是與時俱進和符合潮流的。

　　特別是前幾年安然事件引發的

審計責任，我們自身的治理和重視程度也提到空前的高度。從新員工入職手冊到各級管理人員的職業操守，都融入了公司的治理理念。特別是對合伙人的管理更加嚴格，制度設計上增加了很多合伙人資歷報告，設立了一些內部的監管部門，以確保質量第一的治理理念能夠得到貫徹。

　　企業的治理跟個人健康管理的道理是一樣的，通過治理可以提高企業的免疫力。

　　合資糾紛的解決之道

　　李維安：外資和中資共同發展，在合作合資當中，開始比較好，做大之后在控股權等方面開始產生糾紛，比如說娃哈哈達能糾紛。那么，怎么樣避免這類問題而達到雙贏的局面？

　　我認為競爭對手最好都比較規范，這樣競爭起來才有利，所以如何從跨國公司治理的經驗中學到長處，改變重管理輕治理的認識誤區，增加治理意識，是中國企業的發展之道。

　　事實上，更多關鍵時候，治理權確實比管理權更重要，合資合作中，中方如果想保持控制權，就要設立治理機制，我們必須重視初始的治理。

　　銀行、保險等一放開會不會出現這樣的情況？所以，中國企業必須要檢討預測能力和控制能力。

　　幸公杰：我認為，第一，糾紛是難免的；第二，糾紛解決的方案和國家的治理者是非常有關聯的；第三，全世界都看著中國政府內部的治理制度；第四，有了好的治理制度的國家，它的商業機會和發展一定是最好的。

　　北野雅教：如果雙方同意的話，還是經濟上可以談好。另外，由于雙方對合作伙伴的理解，文化習慣的不同，各方面都沒有很好地相互理解，這個事情還得雙方都努力。

　　石東偉：隨著

中國經濟成為全球經濟的一部分，它的比重會越來越大，我們要營造很好的環境，就像婚姻一樣，必須是雙方你情我愿，才能門當戶對。

　　另外，幾十年以后我們國家的市場環境越來越成熟，我們希望用更開放的心態來看待外資。

　　葛明：我們本身也是個中外合作的會計師事務所，我覺得如果中外雙方能達到和諧，最終還得回到剛才劉院長提到的公司治理的問題。

　　公司治理不是對員工怎么治理，內部審計的設計、獨立董事制度的設計等，實際上都有具體的規定。早期成立的一些合資企業，可能在這方面不完善，或者沒有增加這方面的改變，因此會出現一些問題。但是我們也要看到，中外合資企業絕大部分都經營得不錯，否則，我們外資的成績也不會這么大。

　　在全球化、世界是平的這么一個理念下，任何一個企業，不管是國內的還是外資的，民營的還是國企的，都應該遵循國際慣例和國際準則，才能實現和諧的科學發展或可持續發展。要設立一套法規，以避免出現類似的情況，出現情況以后也有辦法解決。

　　“找出公司存在的真正原因”

　　秦朔：企業本身治理的話題之后，我們談一下企業與社會聯結的社會責任，我想這也是一個跨國企業感興趣的話題。

　　最近有調查顯示，在中國的跨國公司，在環保方面有一些疏漏。

　　跨國公司在中國要不要承擔社會責任，我想是不需要考慮的問題，我們必須對社會有所回饋。

　　我最近剛好在看一本書，惠普的創辦人寫的。他生前講過這樣一段話：我們在這里干什么？許多人或許會以為我們公司存在僅僅是因為賺錢而已。而我們要找出公司存在的真正原因。一群人組織在一起，組成一個團體，要對社會有所貢獻。

　　這話聽起來陳腐，但卻是真理，由人組成的組織肯定不是把大家變成只是賺取利潤的零件，他們在工作的時候肯定有超越贏利以外的原因。

　　我們今天要討論的問題其實是說公司承擔社會責任跟公司的經濟利益，這兩者之間的邊界在哪里？

　　另外，隨著和諧社會理念的提出，方方面面都需要企業承擔責任，所有的利益相關者都要承擔責任。因此，很多公司又要問，我的本職在哪里？

　　現在，就請各位嘉賓討論一下，怎么理解企業在今天要承擔的社會責任，它們恰當的地方在哪里、如何實踐？

　　陳錦亞：很高興《第一財經日報》就這個問題進行探討。我個人認為，一個企業必須承擔社會責任，但是我們必須把社會責任和社會負擔給分開，比如很多老國有企業，從托兒所、幼兒園都有，如果完全由企業承擔就會成為負擔，政府要盡更大的努力改變這個現狀。

　　但作為企業如果僅僅想依靠政府把所有責任拿走，也是對社會最大的不負責任。任何事情的發展都有階段性，你不可能要求任何企業一蹴而就。我們在巴西開鋁礦，曾經遇到一個很大的問題，挖了一平方公里的范圍，是把它留下再生還是復原呢？要復原開發的話，40%的費用要留在那里，如果不復原，一下雨就變成水塘。

　　美鋁在1971年就提出要開發就要復原。而1984年，巴西政府開始規定，開挖鋁礦必須要復原。現在美鋁成為全球唯一在亞馬遜開發鋁的企業。

　　徐啟威：思科公司沒有污染環境等顧慮，我們公司的口號是希望改變人的工作還有生活、娛樂的方式，這是我們的宗旨，在我們做每件事情的時候，都考慮這些。

　　比如我們用網絡來改變生活方式，我們也知道，現在很多國家面臨老齡化，在業員工面臨退休，如果生產力不提高，怎么能夠照顧自己，又照顧前一代？

　　所以我們研究要利用網絡提高生產力，提高GDP，所做的工作廣義也都是對人類的貢獻。

　　我們相信網絡是可以做到的，某一個人生活在偏遠的地方，通過網絡可以獲取他要的知識。所以在這方面，在給我們客戶帶來價值的時候，也在回饋社會。

　　鐘國儀：首先非常感謝大會給我這個機會跟大家分享聯邦快遞的看法，我們除了賺錢以外，還要對社會有回饋。我們希望在有限的資源里面產生最大的結果，要非常清楚我們怎么樣去利用我們有限的資源。

　　我們會注意我們本身的戰略，我們專業在哪兒。

　　另外，在公益事業方面，我們要定下一個目標，在某幾方面我們覺得能夠產生對社會最大的影響，能夠延續一些影響，因為當我們在這個領域做一些公益事業的時候，不是說今天業績好增加一點，明天業績不好就減少一點。有一個承諾之后，不管業績好壞都要延續下去。

　　是否存在先天“不公平”

　　秦朔：企業在承擔社會責任上，有沒有一些先天的不平等？例如，我們說到某類企業，就覺得它在社會責任方面就一定做得很好，比如說Google、思科。而想到礦業就會有一些問題。

　　此外，你們希望中國社會、媒體、消費者、政府官員怎么看待跨國公司在中國盡的社會責任？你們希望在他們心中留下什么印象？

　　陳錦亞：任何一個企業，任何一個產品，有它的正作用肯定也有反作用，一個企業如何把反作用在生產過程中盡可能降到最低，這就是企業的社會責任。

　　舉個例子說，生產新的鋁要耗費電，但如果反復使用鋁，過程中又要產生大量的二氧化碳，只能說減少到最低，但不能不用。

　　生產之初就必須認識到產品對社會可能產生的最大影響，而在生產過程中把它的影響減到最低。生產的時候怎么降低，怎么重復使用，認識到事物的兩重性，盡可能揚善避惡，這是企業的社會責任。

　　徐啟威：我認為責任分兩類，一是對天然的，一是對人的，對天然的可能是不平等。

　　但我們所做的事情要先對得起人，對得起自己。

　　即使是不同的行業，但是對人的重視我覺得是完全相同的。前不久發生的礦難說明，如果企業不把員工利益放在第一位，一味追求快速發展的話，都會有問題。

　　陳錦亞：我覺得很多時候我們都會碰到這些問題，就是你能替中國做什么事。很多時候衡量標準就是有多少工廠，創造了多少就業機會，但其實這些東西都是必須的。

　　除了這些以外，怎么樣把所有的人都聚到同一個起跑線，這是最重要的。我們覺得像網絡學院的捐贈，就是創造一個平臺，讓他們得到世界上所有人能得到的信息。 本版攝影記者/王曉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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