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舒立《財經》雜志 /總194期 　

　　參與國際聯手反腐，關鍵在于有法必依，執法必嚴，不憚家丑

　　八九月間，正當西門子、家樂福、麥當勞各色“賄賂門”事件在中國沸沸揚揚之時，中國國家預防腐敗局于9月6日正式成立。這一籌備四年之久的新機構，不僅由新任監察部長馬丂兼任局長，顯出格高權重，而且明確其未來職責之一，便是“加強反腐敗國際合作，履行聯合國《反腐敗公約》所規定的義務”。此可謂正逢其時。

　　伴隨著全球化浪潮，近年來國際聯手反腐大勢已成。30年前，美國制定了《反海外腐敗法》。至90年代中期，世界銀行在貸款、政府采購以及招標方面制定了專門的反賄賂規則。1997年底，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簽署通過了《禁止在國際商業交易中賄賂外國公職人員公約》。2003年，聯合國制定《反腐敗公約》(下稱《公約》)，國際反腐同盟正式宣告成立。中國是《公約》發起國之一，而且在去年10月擔任了公約執行機構“國際反貪聯合會”第一屆年會的東道主國。

　　不過，將參與《公約》的最初觀念性成果轉換為持久的現實成果，仍然需要付出巨大努力。近年來跨國公司在華賄案屢有披露，為國內反腐防腐提供了新機遇，也提出了新挑戰。中國面對挑戰的回應遠非滿分。從三年前的“朗訊賄賂門”到今天的“西門子賄賂門”，我們雖然讀到國內外媒體對跨國公司行賄方的大篇揭露與指責，卻始終無法知曉究竟誰是中國國內受賄方，其人或其所在機構是否或如何承擔法律責任。在這里，莫說是國際社會聯手反腐，中國自有其責，縱為中國自身利益，其他國家在依法反腐行動中已經展現的線索也值得我們深究細查，使“國產蛀蟲”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在此層面上反觀中國現實，我們不能不感到遺憾。

　　參與國際聯手反腐，關鍵在于有法必依，執法必嚴，不憚家丑。跨國賄賂行為不僅嚴重違背人類的道德期望以及價值觀，而且直接腐蝕了公眾對于自由市場體系的信心，危及自由市場經濟的基石——公平競爭。正是基于這種共識，國際聯手反腐才成為不可阻擋之趨勢，西方國家對以身試法的跨國公司才不予法外容情。縱然是朗訊、西門子這樣實力雄厚、行業地位高、有著巨大社會影響的國際著名企業，最終也必須為自己在中國或其他國家違法行賄的不光彩行為付出應有的代價。中國既然已下決心參加國際反腐聯盟，就應在涉及本國的重大國際賄案查處中更加積極進取，公開透明，及時給國內外輿論明確的交代，在全社會營造“激濁揚清”的氛圍。

　　如果說西門子案自去年11月曝光，查清涉及中國的基本案情目前尚有難度，轟動一時的“朗訊中國賄賂門”案發已三年有余(參見《財經》2004年第8期封面文章“朗訊中國‘賄賂’”)，有關當局公布國內查案進展、明確相應受賄方法律責任已不宜再行拖延。非如此，則不足以使法人和自然人對自身行為后果產生明確預期，不足以樹立司法權威，不足以向國際社會證明中國的反腐決心。

　　當然，以更長遠的視野審視現實挑戰，中國還需要做出切實努力，進行立法調整，就反腐國際合作進行制度性回應。目前，中國的刑事實體法和程序法中，涉及賄賂罪與受賄罪的規定均系針對本國犯罪情形而定，缺乏國際性。例如，全國人大已于2005年10月27日批準中國加入《公約》。《公約》第16條規定，向國外公職人員或者公共組織人員給予或者允諾給予不正當好處都應當被視為犯罪行為，并且建議在國內法中作出相關規定。但是，中國《刑法》第385條和389條關于受賄罪和行賄罪的規定中，犯罪主體依然是中國人(包括自然人中的國家工作人員和法人)，未將主體相應地擴大至外國人。相關法律至今尚未作出修訂。

　　實體法的缺陷還連帶程序法的缺失，影響到國際條約優先適用效力的落實。例如，《公約》第32條、33條關于保護證人、鑒定人、被害人、舉報人的規定，涉及一國在開展國際反腐敗協作時可操作的制度支持，在中國無論國際刑事案件還是本國刑事案件都尚未兌現；《公約》第44條對締約國之間的引渡協作規定詳細，但中國僅與西班牙建立了有關引渡的雙邊條約。類似需要國內法作出回應性修訂的規范還有很多，當為下一步立法跟進的重點。

　　自2003年12月10日中國由監察部、外交部委派代表簽署聯合國《公約》始，中國作為締約國之一，“確保設有一個或酌情設有多個機構”以預防腐敗即在醞釀。借鑒國際上有效的預防腐敗做法，組建國家預防腐敗局，正是中國履行《公約》義務的具體行動。誠然，新成立的國家預防腐敗局僅為國務院直屬機構，不可能獨立承當未來中國的整體反腐大業，其在中國反腐體系中的功能和作用仍有待關注。然而，這家機構的成立，無疑是中國反腐防腐法治化、規范化和國際化的重要一步，我們可以有所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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