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評論員 王梓 主持 本報評論員 周慧蘭 曹理達 代忘 整理

　　流動性過剩、經濟過熱已成為時下診斷中國經濟最常用的兩個詞匯，而以肉價為代表的、農產品價格上漲為主的通貨膨脹似乎也為各界擔憂。受長期存款利率過低、投資增長過快、信貸增加導致貨幣供應量增長過快、“雙順差”導致外匯儲備過大等因素的影響，中國經濟在不斷創造增長奇跡的同時，也面臨著來自多方面的壓力，而這些壓力產生的更深層次原因還在于消費、投資和進出口的不平衡。當前的首要問題也許并不在于爭論通脹是溫和的還是惡性的，而在于找到通脹的根源所在，唯此方能對癥下藥。

　　與農產品的價格上漲給人們帶來的憂慮形成鮮明對比，房價與股價的輪番上漲使得無數投資者收獲經濟發展與改革的“紅利”，然而，面對股市越來越高的市盈率與“且調且漲”的各地房價，投資者在亢奮中不免夾雜著幾許隱憂。

　　政府頻頻出手調控物價、房價與股價正反映了對危機之可能的擔憂。調控之道在于尋求利率、匯率以及內外需之間的最佳平衡點，實現可持續的良性發展。然而，揭開溫和通脹的面紗，中國經濟是否即將出現拐點？中國的股市與樓市是否存在泡沫？如果存在，哪個泡沫會先破裂？誰的危害會更大？面臨流動性過剩以及股市和樓市存在的問題，政策調控該如何選擇？

　　9月1日，在21世紀經濟報道、

東風日產乘用車公司、

清華大學經管學院共同舉辦的第四場“天籟之音·巔峰對話”圓桌論壇上，國家統計局國民經濟核算司司長彭志龍、中國宏觀經濟學會常務秘書長王建、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宏觀部研究員張立群、清華大學中國與世界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就以上問題進行了激烈的交鋒，《21世紀經濟報道》副主編鄭小伶也參與了現場討論。是為21世紀北京圓桌第147期。(周慧蘭)

　　價格上漲推動溫和通脹？

　　《21世紀》：最近，糧食和肉禽蛋類產品價格普遍上漲，今年7月份CPI漲幅達到了5.6%，盡管我國對價格高速增長做了調控，但糧食和雞等基本生活物品的價格還在上漲。怎么判斷接下來的價格走向？

　　王建：現在的物價上漲并不是反映了總體需求的膨脹，而主要是由結構性原因造成的。在整個產品供應中有一部分產品價格上漲的速度比較快，由此帶動了全體物價水平的走高。預計在秋糧上市以后，物價漲勢可能更加明顯。今年將近11億畝的秋糧收獲面積中，有23%受災，秋糧減產會繼續拉大食品供求的差距。

　　張立群：我認為食品價格上漲是年度內的短期現象，不是長期現象。今年四季度食品價格和CPI的漲幅都會有所回落，現在經濟不熱，低物價的格局未來會繼續保持下去。但是經濟不熱并不意味著沒有問題，從資源、環境的矛盾約束考慮，我們的經濟增長不能太快，到了11%就要穩住，要控制內外部的需求，使增長速度穩定下來。

　　《21世紀》：近段時間價格上漲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從中期來看，土地、勞動力和技術變化這些因素將會如何影響到價格趨勢？

　　張立群：中國的農業生產基礎、糧食生產基礎總體是不斷穩固的，糧食供給能力不斷增強；另一方面，居民對糧食的需求比較穩定，盡管有人口增加的因素，但由于人均糧食消費量總體趨降，因此保障吃飯的糧食需求變化不多。從這個角度看，未來糧價和食品價格總體穩定。

　　考慮進農業技術進步的因素，現在播種面積增加雖不多，單產水平一直在提高，最近幾年的糧食增產主要是依靠單產的提高。最近連續三年的糧食增產，此外，我國糧食庫存水平很高。因此，我們的糧食供給保障是比較高的。那種懷疑農業或者是吃飯基礎出了問題的想法，我覺得值得商榷。在工業化和城市化的過程中，我們也在穩定農業的基礎上做了大量的工作，包括對種糧農民的直補、生產資料的補貼和對農民的減稅免稅，農業生產基礎在逐步改進，在這個背景下，中國人吃飯是不會有問題的。

　　這兩年的食品漲價，我認為是以下原因造成的。為了保護種糧農民的積極性我們實行了保護價收購，使得國有糧食企業成為社會糧食儲備的主體，現在60%的糧食儲備在國有糧食企業手中，他們高價買進也希望高價賣出，收購季節收進糧食后，為了防止價格下跌，糧食投放得比較慢，因而導致糧食價格上升。去年四季度國家糧食總局有嚴格的要求，要及時投放糧食，到今年春節，口糧價格，包括小麥和大米價格已經穩定下來。今年的食品漲價中，糧食漲價并不多，7月份糧食漲價6%左右，這個漲幅并不高。

　　現在主要是豬肉和雞蛋價格在上漲，這不是供給能力出了問題，而是生產和流通模式在轉變。比如豬從散戶飼養向規模飼養轉變，生產模式的變化與市場對豬肉供求的調節結合起來，使得豬肉價格波動幅度加大，去年春天豬肉價格降低到每斤2.7元左右，嚴重損害了養豬積極性，導致今年豬肉供給大量減少。因此我們要考慮如何應對生產模式與流通模式的變化，通過建立豬肉周轉儲備，搞一些豬肉期貨等穩定豬肉價格的變化。

　　飼料價格上漲是導致豬肉和雞蛋價格上漲的又一原因。玉米漲價，不是玉米的產量下降了，而是玉米的用途變化了，原油價格上漲使得生物乙醇有利可圖，很多玉米用于加工生物能源，玉米的需求量大大增加。美國把這項技術發展起來以后，美國國內玉米需求量的增加使得大豆種植面積減少，大豆的價格就提高了。而我國生產食用油的大豆主要是靠進口，這就導致了食用油價格的上漲。因此，飼料價格上漲不是由產量變化，而是由需求變化造成的。現在，國內嚴格限制生物能源的發展，這對穩定飼料價格的作用是很明顯的。此外疫情和疫病的發展比較集中，也是導致豬肉和雞蛋價格上漲的原因。目前對藍耳病的防治卓有成效，政府幫助飼養戶上保險，提高抗風險能力等，這些措施到今年三、四季度會逐步見效。

　　王建：從去年四季度開始的物價上漲，是中國經濟的拐點性變化。在“十一五”中期會看到消費物價的長期上漲變化，原因是工業化占用了太多的土地，同時人口在不斷地增加，和1999年相比已經增加了約8000萬人，土地供應有限，人口的增長增加了需求的剛性，這個矛盾會長期存在。從現在到2030年中國還要增加近2億人口，但耕地不會增加，還要減少。所以我說由食品價格帶動消費物價上漲將是一個長期趨勢。

　　李稻葵：我認為今年下半年會是一個拐點，即中國經濟進入溫和通貨膨脹時期。這有兩個原因：一是土地供給逐步下降，人口的增長和城市化經濟的發展使得農用地轉向非農用地。二是勞動力已經走出充分供給，經濟走出高增長、低工資的奇怪區域。

　　今年夏天我們去廣東一帶進行了調研，發現過去兩年他們的工資漲了25%，但招工仍有困難，勞動力供給嚴重不足。社科院的研究發現農村的勞動力基本上以婦女、45歲以上的和未成年人為主，壯年勞動力基本上都離開了農村，農村作為勞動力蓄水庫的作用在逐步消失。勞動力供給不足和用工成本的上升使得農產品價格有上漲的趨勢。現在的生產能力比較充足，企業利潤比較高，還有一定的壓縮或者是吸收成本上升的空間，成本上升并不會完全傳遞到產品市場上來，因此會進入一個溫和的通貨膨脹時期，即通脹率在3%-5%之間。

　　張立群：價格上漲包括需求拉動和成本推動兩種形式，稻葵強調的是工資和土地成本的上漲所推動的價格上漲，我強調的則是需求拉動的價格上漲，因為沒有需求，成本再高，價格也很難提上去。

　　從中長期來看，勞動力和土地的成本對價格是有影響的，但從各國發展的情況看，價格周期更多和技術進步相關聯，技術進步對價格下降的作用更為明顯。一方面，工資要上漲，另一方面，產業升級、勞動生產率的提高速度會比工資提高的速度快，因此價格是在下降而不是在上漲。

　　還有土地問題，城市化發展不是浪費土地，而是節約土地，從農村轉移到城市的居住模式是釋放土地的，農村的宅基地模式轉為集中居住的城市模式，居住占用土地的總量在減少，因此可用土地并不是絕對減少。

　　李稻葵：技術進步的確會促使價格下降，但我認為技術進步分兩類，一是傳統行業的技術進步，包括鋼鐵、糧食這些行業的技術進步，這是比較慢的，以袁隆平的雜交水稻為例，單產600-800公斤的超級水稻的研制成本是很高的，推廣起來也很難；二是新興行業的技術進步，主要體現在產品質量的提高上。因此，嚴格地說，這些質量提高、價格下降在統計中無法顯示出來，最后消費者感受到的還是價格不變或上升，而不是價格下降，從這個意義上說技術進步很難化解成本上升帶來的壓力。

　　當然，勞動力工資、糧食價格溫和上升是好事，不是壞事。

　　“過熱”將成為歷史？

　　《21世紀》：李稻葵先生認為下半年中國經濟將進入溫和通貨膨脹時期。其他幾位認為現在是否已經出現過熱？會否引起全面的通脹？如何看待當前中國經濟所處的階段以及推動經濟增長的要素約束？

　　彭志龍：經濟過熱在1990年代討論得特別多，當時談到經濟過熱，一般有三個表現，第一個表現是嚴重的通貨膨脹，1980年代后期到1990年代初期，物價上漲的幅度百分之十幾，最高可以達到百分之二十幾；第二個表現是包括農產品、煤、電、油、運等供不應求；第三個表現是供給跟不上國內的需求，即進口多于出口。這三個表現大致是同時出現的。

　　用過去的標準衡量，現在的狀況還不屬于經濟過熱。現在經常有人把3%的CPI作為一個分界點來衡量物價是高還是低，我認為3%的分界點是指導性的，它并不代表經濟熱和冷的分界。雖然從7月份的數據看，CPI的增長達到了5.6%，顯得偏高，但是這一指標不能單純地作為判斷經濟是否過熱的標準。

　　張立群：首先應當定義什么是經濟過熱，經濟過熱的直接表現是經濟增長速度較快，物價漲幅較高。從社會總供給和總需求的關系看，供不應求是過熱的狀態，導致供不應求的主要原因則是潛在經濟增長率低于實際經濟增長率。

　　當前，支持中國經濟增長的三要素——勞動力、資金和技術供給的潛力還沒有充分發揮出來，在這個背景下，中國經濟即使增長到12%，也不會出現供不應求的情況。

　　近幾年我國技術、資金和人力的保障都具有較大潛力，因此，供給的潛力應該說還沒有充分發揮出來，在這種情況下判斷經濟過熱，我認為理由不是很充足。現在除了食品以外，大多數產品如手機、數碼產品、電視、家用電器、各種服裝等都不存在供不應求的情況。

　　今年，煤、電、油、運的緊張狀況全面得以緩解，在夏天用電高峰期，華東、華南地帶也很少有拉閘限電的情況發生，供求向著缺口縮小的方向在轉變。近幾年國內需求得到了有效的控制，在降低出口退稅和增加出口關稅的情況下，國外需求也得到了有效控制，工業品的出廠價格在逐漸回落。這表明我國的供求總量是向著供求缺口縮小的方向在發展，如果出口得到有效管理，投資水平保持穩定，明年需要關注的則是產能過剩的問題。

　　李稻葵：立群強調的是供不應求的情況下產生經濟過熱，我認為目前的經濟過熱主要表現在投資總體規模很高，投資規模大約占了GDP的44%左右，有投資就有需求，因此，生產能力的擴張在短期內表現為需求的上升，長期的擴張難以被未來的生產需求所消化，所以我擔心2008年之后，資產價格下降，占GDP2%的需求就會消失，財富效應下來以后，就會出現供給過剩，需求相對不足，經濟滑坡的情形。

　　《21世紀》：看來，在“經濟是否過熱”的問題上分歧較大，判斷經濟過熱與否的標準是什么？

　　王建：我們通常用的衡量過熱的標準，是否存在一些重要的經濟增長瓶頸部門，是否存在著物價大幅度上漲的情況，這是在傳統計劃經濟條件下發生經濟過熱時的一種常態。經過30年的改革，中國已經進入市場經濟，還會不會有以前的那種普通的短缺出現？今后我們是否存在那種標準定義的“過熱”？現在的說法是“防止偏快轉向過熱”，該說法認為現在是偏快，之后會過熱，難道我們會回到過去的那種“過熱”？我認為這種說法是不正確的。

　　現在應該應用馬克思對經濟增長周期的分析，即對傳統的經典的資本主義經濟的分析：“繁榮之后是危機，危機之后是簫條，簫條之后是復蘇，復蘇之后又是蕭條”，我們現在處在繁榮期，在這個繁榮之后是過剩。我們等不來“過熱”，因為經濟沒有瓶頸約束。過熱是中國經濟中遲早要被淘汰的詞。

　　彭志龍：過熱畢竟是形容詞，沒有很確切的定義，我講的是1980年代末期和1990年代初期的標準，現在我還沒有看到更新的標準，如果用過去的標準衡量，我還是同意張立群的觀點，不過熱，除非重新定義一個過熱的標準。從一定意義上講，我也同意王建的意見。我認為，簡單地討論過熱不過熱并不能解決問題，我們應當針對當前的實際問題考慮對策。

　　李稻葵：我認為應該用不可持續性的過快增長來形容當前的經濟狀態，立群認為我們不存在各種瓶頸，不存在供不應求的情況，但我想現在存在需求瓶頸。需求從短期看可以支持生產能力擴張，因為短期內生產能力過程中產生的如鋼鐵的需求是自我的需求，是自我循環的需求，過一兩年當激情消失之后需求會下降，就顯示出了傳統意義上的市場經濟理念的衰退。

　　股市與樓市：哪一個泡泡可能先破裂？

　　《21世紀》：如果說農副產品的價格上漲讓人擔憂，那么房地產和股市價格的上漲似乎是投資者樂于見到的，那么，房地產和股市是否存在泡沫？

　　王建：資產泡沫問題和經濟體系里的其他的問題是相互關聯的。產能過剩、中國經濟內外失衡、貿易順差、外匯儲備過多，以及談流動性過剩、地產和股市的泡沫，這些問題的背后只有一個問題, 就是收入分配不均衡，越來越多的收入集中到少數人手里，結果造成儲蓄過多，消費過少，儲蓄轉換成投資，投資多了消費不了，從而形成了過剩產能。過剩的產能在國內找不到出路就走向國外，轉化成貿易順差。

　　一直以來，央行根據經濟增長和合理的目標增長來設定貨幣投放量，把流動性控制在合理的水平上。現在貨幣投放變成了被動的事情，貿易順差引來了國際投資者對人民幣升值的期望，結果熱錢不斷地進來。當貨幣投放控制不住的時候，就形成了對國內資產價格的巨大需求。比如土地的價格一定是不斷上漲的，因為有流動性在追逐，樓價和流動性形成不斷攀升的過程，因此房價還是要漲的。在日本、臺灣省、中國香港和韓國，房地產成本中土地價格占了九成，中國大陸僅占四成。現有的18億畝土地我們可能要守到2030年，每年的可增加用地面積非常有限，所以說土地價格一定會漲。2008年中國會進入產能釋放的集中期，經濟可能轉入過剩，在這樣的情況下，房地產會有一個短期走低的過程，2009年樓價可能出現低谷，但是之后還是會繼續走高。

　　股市是經濟的晴雨表，它的反應是滯后的。如果明年經濟矛盾比較顯著，美國危機的爆發使我們的外部需求減少，經濟增長率降低使得實體經濟中的資本外流，外流也沒有出路，只能回到股市上去，股市火了以后，泡沫就會更大，因此，2008年經濟會逐漸下滑，2009年股市也會出現下滑。

　　彭志龍：個人感覺房地產價格偏高。國際上有一個判斷標準，房價高低主要看它和家庭年收入的關系，一般的說法是一套房子的價值應該是家庭五至六年的總收入。用這樣的數量關系來衡量目前大中城市的房價肯定是偏高的。

　　簡單地做一個推論，如果北京的房價一直往上漲到三五萬一平米，有多少人有這樣的支付能力呢？房價還是需要與購買力的水平相適應。短期內流動性追逐房地產是完全可能的，但從長期看，一定會回歸到一個國家正常的居民購買力水平上，這個關系不容易被打破。

　　張立群：我認為房價泡沫并不多。近幾年的政策調控，投機性需求得到了控制，投資性和改善生活的需求比較旺盛，20-29歲、50-59歲的年齡段人口比較集中，年輕人要成家立業， 50歲的人要改善居住條件，都支持了未來的買房需求不會明顯地萎縮。

　　房地產開發一般是五年一個周期，總體來看，是一個城鄉布局的大調整。城市化和工業化需要的時間比較長，而需求的增長又相對較快，特別是近幾年，不僅是自住的買房需求，還有投資性、投機性需求都在增長，使得未來買房的需求被提前釋放。房價中長期會上漲，隨著人們收入水平和支付能力的提高，買房的需求會不斷擴大。

　　因此，未來房價還會保持在3%-5%的上漲水平。針對這一趨勢，政府要通過提供廉租房和經濟適用房將基本住房需求保障好。

　　再談股價，如果股市發展下去，肯定是存在泡沫的，流通中的貨幣多了，有可能支持的需求擴大，導致股市增長加快，從而拉動股價上漲。上市公司發行新股需要很長的準備時間。在這種背景下，未來的風險是股價持續上漲，從而牽動各種資金進入股市去賺錢，可能把社會物質再生產領域中的資金、時間和精力都投資到股市，導致賬面財富不斷膨脹，實際的物質產品、生產過程卻停止下來，這時泡沫就出現了。這就是資金流動性過剩導致的資產泡沫。

　　從積極的方面看，今年以來對于股市上的變化，政府在政策上是有預見性的，特別是加強了對股市的監管，嚴格了資金進入股市的渠道，如前段時間對八家銀行違規操作的懲治。在這一背景下，我認為股市風險的釋放比五月份以前更為及時，上市公司在市場競爭中出現的風險和變化，通過不同形式的風險釋放，在向積極的方向發展。

　　李稻葵：中國經濟最基本的矛盾是一方面由于各種原因，家庭、企業的儲蓄率非常高，整個經濟的儲蓄率大約在50%左右。另一方面，高質量的資產供給相對不足。一邊是很多人想投資，另一邊是投資的渠道和對象有限，于是資金就集中到了兩個地方：股市和房地產，這就導致了這兩個市場價格的上漲。

　　目前的問題不是傳統的流動性過剩，因為傳統的流動性過剩是指銀行信貸過松，但是現在是很多銀行已經面臨現金不足，需要收回貸款的問題，流動性過剩這個詞在使用上是有一定誤導性的。股市和樓市不同，房地產上漲有一定的理性在支撐：一是城市土地的供給不足，尤其市中心土地的供給是剛性的，因此有一定的真實住房需求在支撐著價格上漲。現在政府已經采取了雙軌制，即商業性的住房完全放開，所以商業性的住房價格還會上漲，而非商業的補助性、福利性的住房價格不會漲。房地產的情況和股市不同，購置房產是中國人幾千年的傳統，雖然房子年租金一般只有房價的3%左右，但是擁有穩定的租房收益會加重安全感，因此，即使房子的回報率不高，中國人也要買房。

　　證券市場的泡沫表現在價格明顯是太高了，平均市盈率大約在45倍以上，如此高的市盈率，如果市場是理性的話，它客觀上要求每股收益以6%以上的速度持續增長下去，這才可以支撐如此高的市盈率。歷史經驗表明，這是很難的。因此，目前這么高的價格是靠一股氣兒來支撐的，這股氣兒就是大家覺得股價還會漲，都往里面投錢，這個價格才會繼續漲下去，但是突然有一天一部分人醒悟過來，從股市里抽回資金，股價會下跌，這會引發大部分人的信心動搖，于是就會引起股票價格大規模的下跌，這是我擔心的最壞的后果。

　　我認為要關注08年以后的情況，當生產能力得到釋放，需求即使保持在目前的水平也會產生產能過剩，過剩之后企業利潤的下降就會帶來資產價格下降，引起財富效應。現在很多人是把自己的消費計劃推遲了，比如說等股票再漲了才買車，如果股市的上漲支撐不下去，他的計劃就要泡湯，需求就跟不上來了。那會造成社會問題。

　　《21世紀》：如果泡沫破裂，您認為股市和樓市的泡沫哪個會先破裂？哪個對市場造成的危險更大？

　　王建：我認為恐怕是房地產會先跌下去，因為經濟增長不好了，很多買房的人就沒有負擔能力了，也可能是反過來的，這不好說。經濟是一個大指標，樓市、股市都是晴雨表，經濟如果動了根本，樓市和股市都不會好，可能有的跌得厲害些，有的跌得輕一些。

　　彭志龍：這畢竟是市場行為，短期看很難判斷。

　　李稻葵：從國際經驗看上，一般情況下房地產價格漲一段時間以后就會平一段時間，不會跌下來太大；股票就不一樣，出現30%的下跌都是比較正常的。回到中國市場，一種情況是股票市場下跌30%，另一個情況是房地產市場的價格跌30%，哪個對社會帶來的影響更大？我相信是房地產。買房子的工薪階層更多，房子是借錢買的，房子價格下降以后， 他們往往是負資產的一族，心理壓力是很大的，帶來的社會震動也很大，因此政府對房地產價格下降會更加敏感。因此政府事前的政策也不同，對房地產價格的關注比股市價格來得更密切，救市的行動也更積極。

　　調控之道

　　《21世紀》：面臨流動性過剩以及股市和樓市的問題，在政策調控上如何選擇才能使經濟實現良性發展？

　　李稻葵：股票和房地產不太一樣，房地產市場政府已經開始調控，只是執行力度方面存在一些問題。政府的調控是放開一塊抓住一塊——放開商業房地產，不太以價格為目標，基本上尊重它自己的市場發展規律，讓愿意買房子投資的人去投資，任由價格自然波動，這個價格波動并不會影響一般百姓的生活，但是，需要政府抓住的是經濟適用房和廉租房，因為這和普通百姓的生活息息相關。

　　股市就比較微妙，現在股價已經很高，突然跌下去可能會引起嚴重的社會和政治問題。政府要做的事情一是查業績，查企業有沒有按照會計制度公開信息，有沒有做假；二是要查違規入市資金的來源，要查股市運作上有沒有問題，是否在做老鼠倉；三是要適當擴大高質量資產的供給，把高質量的企業引入我們A股上市，比如說H股的回歸，甚至于適當邀請經營良好、市盈率低的國外企業進來，我們可以學習，把高質量的海外公司引進一部分，給我們的投資者帶來實惠，讓他們能夠有一些更好的資產可以投， 而不是把注意力集中在現有的那些價格已經高得驚人的股票上。

　　我個人認為要提醒投資者的還是企業產能過剩的危險，我擔心2008年之后會出現產能過剩，不能以現在產品需求的上升為依據來進行投資決策，要明白今天的很多需求是由今天的產能擴張性投資帶來的，它們是派生的需求，而不是本源性的需求。上馬一個工廠、一個鋼鐵廠馬上就能帶來對水泥的需求、對鋼材的需求，這些都是虛假的需求，不是本源性的需求，這一點，我們應該讓投資者明白。

　　彭志龍：宏觀調控工作最緊迫的還是外需問題。現在貿易順差太大，導致外匯儲備過多，外匯占款很大，流動性過剩。可以適當縮小順差，使投資相應地降溫。現在的高投資是因為存在很大的出口需求。出口需要強大的生產能力來支撐，現在的高投資也是和強勁的出口聯系在一起的。如果我們調控好了，順差縮小，投資的回報就會下降，投資行為也會相應減少，宏觀需求結構就會更加協調。要做到這一點，除了現在推行的降低出口退稅率的政策外，比較有效的是匯率政策。

　　王建：如果美國的危機進一步發展，不用我們政策限制順差就下落了，因為人家沒有錢買我們的產品。旨在緊縮總需求方面的政策調控都是必要的，同時要準備政策手段來應對過剩。在新中國將近60年的歷史上，改革開放30年沒有經歷過過剩，我們沒有經驗，也不知道怎樣應對它，如果沒有任何準備，可能帶來嚴重的后果。

　　要把廉租屋的建設放在重要的位置，現在房價飛漲，將來中低收入的人口是不可能購買兩三萬一平米或更貴的房子的，城市主體人口沒有能力購買房子是不可以的。在香港，50%的人住的是公屋，其中又有40%的人住的是廉租屋，公屋和廉租屋是政府拿出土地來建造，租金很便宜，這樣就解決了一半人口的住房問題。這不僅是香港的做法，一般的發達國家也都這樣做。我們現在房地產投資那么大，每年的廉租屋的投資卻只有三個多億，最近決定要加大到470億，已經翻了一百倍多了，可是和現在城市居民的需求相比還是相差太遠，當生產過剩的格局出現的時候，如果想用生產性投資來拉動經濟是有問題的，而用消費來拉動，在收入分配矛盾短期內很難解決的情況下，就需要實行廉租屋的投資，這是一個德政，可以極大地緩解總需求的不足。

　　張立群：基于現在中國的經濟增長潛力非常大，而資源環境的矛盾又比較突出，宏觀經濟政策需要考慮的是穩定需求，不僅是國內需求，還有外部需求。最近幾年貿易順差加大，一個重要原因是只注意穩定國內需求，特別是投資需求，而對外部需求重視不夠，國內一部分過剩產能都跑到國外去了，這必然導致出口高增長和貿易順差過大。未來則是應當內外兼顧，穩定總需求增長。

　　穩定需求的核心是在資源和環境能夠承受的背景下盡可能地加快經濟發展，我認為未來中國經濟是處于持續的、比較快的成長過程中，居民的收入增長帶動各種產業增長，特別是汽車和住房產業的增長，我不認為未來的生產能力會絕對地過剩，因為今后更多的人會進入到城市中來，收入水平的提高會支持需求不斷擴大，這對所有的產能都有拉動作用，不會再出現以前需求絕對不足、產能過剩的情況。

　　中國未來的產能過剩和1995年以后出現的產能過剩是完全不同的，它們有兩個區別：第一，這種產能過剩是經濟高速成長當中的產能過剩，屬于發展中的產能過剩，國內和國外的市場空間會保持比較高的速度增長，在這個條件下，企業調整生產結構的空間是比較大的，因此這不是絕對的過剩。

　　第二，這種過剩發生在企業更加適應市場競爭的背景下，比如，市場的需求一旦有變化，汽車工廠馬上就能控制生產、消化庫存，現在的過剩和過去不同，過去是邊生產邊積壓，而未來過剩雖然會出現但程度不會很高。

　　關于房地產市場發展，要將市場和政府的作用結合起來，保障好不同的住房需要。在股市方面，最重要的是加強基本制度建設，要讓股民從短期投機轉向美國“巴菲特”買股票的觀點——不是買股票，而是買上市公司，要根據上市公司的業績，著眼于中長期的分析，決定購買什么股票，這樣發展下去，我們的股市才會很快成熟起來，泡沫才不會再發生。

　　鄭小伶(21世紀經濟報道副主編)：中國的經濟結構變化有一個特征，即我們認為的過剩也好、資產結構膨脹也好，有一部分是由自上而下的高度壟斷造成的，在一些大的行業中，壟斷性行為越來越集中，使得相關產業中壟斷行業的從業人員的財富也越來越集中，這不是市場性的行為造成的，該如何看待壟斷行業的增長可能帶來的結構性問題？

　　李稻葵：中國經濟的產業結構是兩極分化的，與成熟經濟相比，大部分產業過于分散，如

汽車行業，我看到資料，在中國，年產量有一定規模的企業有50個，而成熟的美國市場只有25個。我們的市場上有100多個主流車型，美國大概有50多個車型，是二比一的比例。我相信隨著未來經濟的發展，產業肯定是逐步集中的，沒有集中度，就不可能有質量，不可能有研發，更不可能有品牌和企業文化，希望并購的過程是一個市場化的過程，而不是行政主導的過程，只有這樣才可以給消費者帶來實惠，為經濟增長帶來可持續性。

　　另一方面，在個別行業，政府的控制還是太嚴了，使得企業進入太難，因此產能過分地集中了，比如電信以及一些資源性的行業，這有一個改革的過程，即便是電信行業，現在已經逐步走向競爭了，包括引進一部分外資。我希望我們繼續呼吁，讓這些極端型的產業逐步地走向正常的市場競爭，通過深化市場機制逐步提高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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