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評論員 任孟山

　　CPI計算過程首次披露、財政預算被加蓋密級、災難數字解密不久等社會現實提醒我們，如果排除權力服務意識不到位的因素，其實都有避開社會監督的嫌疑，讓不該成為秘密的東西變成了秘密。

　　顯然，這樣的做法不利于公共利益的維護，不能為整個社會所接受。實踐證明，社會越發達，信息傳播越充分，公共信息的公開程度越高。

　　盡可能早且最大程度地信息公開，是權力機構應該承擔的公共義務和法律責任，也是促進社會發展的必需。

　　以前基本上只在專業圈內被關注的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今年以來卻成了社會各界普遍關心的重要數據，原因是物價不斷上漲成為了當下社會的背景。不過，居民消費價格指數是怎樣計算出來的？恐怕很多人都不甚了解。近期公布的數據顯示，7月份的CPI增長高達5.6%，創十年來新高；其中北京的CPI上漲了2.1%，創下2005年3月以來月度漲幅新高。面對這種情況，國家統計局北京調查總隊首次披露了居民消費價格指數的計算過程。

　　消息甫出，很多媒體報道時突出的竟然不是CPI上漲，而是把重點放在了“首次披露CPI計算過程”上。乍看起來這讓人覺得有點詭異，仔細琢磨其中蘊含的東西，恰恰表明了當下社會的運行狀態。因為CPI漲幅關乎國計民生，但CPI的計算過程卻類似加蓋密級的東西，以至于從1951年就開始編制的CPI(當時叫做“職工生活費用價格指數”)，其計算過程今日才“首次披露”。就像在政府預算報告的封面上標明“秘密，會后回收”的字句一樣，遲至今日的“CPI計算過程首次披露”成為眾人矚目的新聞，其背后反映出我們這個社會中很多不該隱瞞的東西成為了秘密，很多本該早些公開、更大范圍地公開的東西，因行動遲緩、傳播渠道過窄而沒有為人們所及時了解，還反映出把握這個社會運作的權力機構的思維模式和價值取向。

　　依據正常邏輯而言，CPI的漲幅大小牽涉民眾的日常生活，也影響到經濟和社會政策的走向，它的計算過程早就應該是公開的，它的所有數據都應該向社會公布，以使民眾充分了解時下的社會狀況，并根據自己的認識作出判斷。在民眾的主體性日益彰顯的現代社會，政府雖然可以憑借授權按照現有數據確定經濟社會的走向，甚至作出重要決策來調整整個社會的走向，但政府不是解讀社會整體形勢的唯一權威，民眾也可以在自身智識能夠抵達的范圍內，作出不同于任何權威機構的判斷并以此指導自己的生活，其判斷失誤的代價是民眾需要獨立承擔自我判斷的成本。

　　不僅如此，只要不涉及到國家安全，一切公共信息都不應對民眾保密。不論是國家統計局，還是國家統計局北京調查總隊，其性質都是一樣的，都是由納稅人供養的公共權力機構。而公共權力機構的性質是，它們沒有自己的秘密，所有的行動都應該接受上級、人大、民眾和媒體的監督。國家統計局及其各地的調查總隊在完成國家授權的調查任務的同時，有義務和責任向民眾解釋所有數據的來源過程。這樣做的結果，不僅能使他們自我檢視任務的完成情況，也能使整個社會更好地監督他們的工作流程和結果，并評價其效果與價值，從而促其反思調查的整體架構和流程設計的科學性與合理性。

　　明年5月1日將要實施的《政府信息公開條例》規定：“行政機關應當及時、準確地公開政府信息；行政機關應當建立健全政府信息發布協調機制。”也就是說，從法理上講，公共信息的公開化已經即將變成法律行為，不公開是一種違法行為。但是，從現有的情況來看，公共信息陽光化的過程還很漫長。因為壟斷公共信息，不僅成為了部分官員的下意識行為，也是回避社會評論甚至掩飾腐敗的“聰明之舉”。制定信息公開條例的初衷之一就是要避免這種情況。毋庸諱言，任何權力都有避開監督的沖動，而避開監督的通常做法是將很多東西搞成秘密，只準達到一定級別的官員或具備一定身份的人士知曉，以縮小討論范圍而降低被監督的可能性。

　　CPI計算過程首次披露、財政預算被加蓋密級、災難數字解密不久等社會現實提醒我們，如果排除權力服務意識不到位的因素，其實都有避開社會監督的嫌疑，讓不該成為秘密的東西變成了秘密。顯然，這樣的做法不利于公共利益的維護，不能為整個社會所接受。實踐證明，社會越發達，信息傳播越充分，公共信息的公開程度越高。因此，盡可能早且最大程度地信息公開，是權力機構應該承擔的公共義務和法律責任，也是促進社會發展的必需。等到披露CPI計算過程這樣的新聞不再是新聞的時候，信息公開可能就達到了一個正常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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