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琦

　　28日，發展改革委價格監督檢查司副司長張滿英和價格司副司長周望軍在接受中國政府網專訪時，披露了六起價格違法的典型案例，包括浙江嘉興物價局制止餐飲企業價格串通行為，重慶物價局叫停火鍋集體加收鍋底費，吉林省吉林市價格監督檢查局查處豆制品協會串通漲價案等。

　　不難發現，上述被披露的六個典型案件中，有四個屬于“協議漲價”型的價格違法行為。如今，各地紛紛查處類似的“協議漲價”行為，成績值得肯定。但同時，也給商家和有關的行業協會一個明顯的暗示：協議漲價，此路不通。然而，這是不是意味著打擊價格違法行為取得了完勝？搞價格同盟不成，商家會不會另辟蹊徑，尋找新的漲價方式呢？比如單個暗漲：一家一家的暗地里漲價。

　　這種擔心絕非多余。雖然，在一個行業，如果只有少數幾家漲價，而其他人不跟進，這個漲價是無法實現的，因為消費者會用腳來投票。但是，在強有力的漲價沖動和心理預期下，由單個漲價進而引起普漲，并非不可能。

　　這種“價格共謀”同樣達到了“協議漲價”的目的，但在手法上卻更為隱蔽，對于執法監督而言，整治糾正起來更復雜，難度更大。

　　如何有針對性地防范這種暗漲行為？對付暗漲，就要加強暗查。一方面是動員群眾，做好價格舉報；一方面是深入市場，進行暗查暗訪，對帶頭漲價等違法行為，情節嚴重的，予以嚴懲。同時，要注重發揮協會力量，通過加強對行業內會員的教育和規范，增強各行業企業的自律意識。大家齊動手，把暗的揪到明處，懲治就容易了。

　　(原刊《廣州日報》，本報有刪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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