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新華社報道，國務院辦公廳5月29日發出了關于做好豬肉等副食品生產供應、保持市場穩定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地落實“菜籃子工程”市長負責制，抓好生豬生產等；同日，教育部也發出了緊急通知，要求各地高校在保持飯菜質量的同時，穩定飯菜價格。

　　近段時間各地豬肉價格一直在高位運行，引起政府部門關注、并采取相應措施，是非常必要的�？墒牵�縱觀肉價上漲以后，媒體大量的報道和來自政府部門的信息，給公眾傳遞著一個非常明顯的傾向，即穩定肉價、給予城市困難群體補貼、動用國家儲備等每一項措施都是在讓城里人放心：“肉價”很快就會降下來，還會以漲價前那樣的價格吃肉；而對涉及農民的利益，如何使肉價、糧價等農產品價格保持穩定，防止大幅度下降，特別是防止再下滑到漲價前那種農民賠錢養豬的尷尬境地，卻很少看到有關報道或政府部門的具體措施，這種在肉價調控上的表現，根源在于我們一些決策部門仍然延續著城鄉二元化結構的思維模式。

　　眾所周知，在改革開放以前，我國一直實行這種發展思路：從公共投入、戶籍管理、到產品價格管理都是如此。尤其是產品定價，在二元結構模式下，工業產品價格中包含的利潤很高，而農產品的價格往往都大大低于其價值。這種以農補工、以鄉補城、以犧牲農民利益來發展經濟的方式，在我國特定的歷史時期起到了一定作用。自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黨的十六大，把統籌城鄉發展、建立

和諧社會作為新的發展目標，使二元結構的思維定勢逐漸淡化。可這種傳統的思維觀念，一遇到具體情況，就成為了一些決策部門的首選方式，這次肉價調控就是明證。

　　城鄉二元結構思維，一個突出的特征是，對農產品局部的過�；驕�銷，不能引起相關部門重視，一旦價格波動較大，波及城市市場，就采用行政手段“穩定”、“降低”、“回落”到原來的價格水平，至于農民的利益如何保障，被放到了次要的位置。比如近年來，廣西農民砍甘蔗、陜西農民砍

蘋果樹等。而

中央電視臺“經濟半小時”又剛剛報道了山西朔州市因為飼料價格上漲而牛奶價格不漲反跌，使農民大量宰殺或出售奶牛的消息。原來每頭奶牛能賣5000多元，現在當成菜牛賣，只賣300多元，2006年底，朔州市奶牛存欄達到15萬頭，占山西省一半，現在被宰殺的數量已超過1萬頭，使農民的利益受到嚴重損失。

　　面對這樣的情況，政府部門采取的措施與肉價上漲形成鮮明的對照。這樣的狀況因為是局部發生，沒有波及到城市的市場供應，所以就任其自生自滅，很少看到像肉價上漲一樣有行政干預或政策指導。只有影響到城市供應以后，才引起關注，但為時已晚，我們的社會要為此付出沉重的代價。

　　對于這樣的調控結果，有關部門總是盯著城市市場農產品價格的回落或降低，至于與此密切相關的農民是怎么想的、農民從調控中得到利益還是又回到了漲價前的虧損邊緣？為什么農民經營的農產品，虧損了，就是市場因素，得不到政府的補償，而好不容易遇到價格上漲的契機，政府又用行政手段“穩定”？

　　這對農民來說，顯然有悖于公平、公正的游戲規則。如果我們追問一下，為什么這樣的行為在市場經濟下，仍然屢屢出現，其結果就是城鄉二元化思維仍在起作用。

　　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我們既然決定了讓農產品生產經營走市場化的路子，那么，政府部門就應當從指導思想上摒棄城鄉二元結構的思維模式，取而代之的是通過政府行為保障市場化機制順利推進，把農民致富的增收渠道，確定在農產品的技術進步和科學、合理的價格水平上，使農產品價格的提高與城市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隨著城市職工收入的增加而合理上漲，而不能一遇到農產品價格漲價就“穩定”、就“回落”。這樣的指導思想，能否從這次的豬肉價格調控做起呢？

　　-李季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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