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蘇振華

　　倘若國人因納稅痛苦，原因可能來自兩方面：一是結構性的稅負不平等；二是稅收沒能有效轉化為民眾福利。

　　中國人負稅痛苦調查

　　我們納的稅呢？在逐年增加的行政支出中，僅公車費用每年就有3000億，公款吃喝達到4000億。

　　關于福布斯的“納稅痛苦指數”的爭論終于真相大白，美國人所說的“痛苦”并非指納稅人，而是針對投資者。但由此引起的話題卻沒有停止——中國人是在愉快地納稅嗎？

　　總體而言，中國宏觀稅負約18%，低于發展中國家3個百分點，比發達國家低約12個百分點。如果加上土地出讓金、社保等預算外收費，真實稅負為31%-32%，與發達國家差不多，遠低于北歐國家50%左右的總稅負比例。在這個背景下，倘若國人因納稅痛苦，原因可能來自兩方面：一是結構性的稅負不平等；二是稅收沒能有效轉化為民眾福利。

　　國家稅收承擔的一項重要職能是調節收入分配，世界各國通行的做法是隨著收入的增加，適用的稅率會提高。于是，高收入階層承擔的稅率會比低收入階層高，然后通過公共財政支出形成社會公共福利，以此來拉平收入差距，完成二次分配。然而這幾年的數據顯示：在中國的

個人所得稅中，工薪階層繳納的比例超過六成，而富人的納稅不到一成。當前的稅收制度違背了“多得多納稅”、“損有余而補不足”的原則，稅收本應發揮的作用演變為事實上的“劫貧濟富”。此外，中國經濟增量中被稅收拿走的過多，這些年的一個普遍趨勢是：居民收入增長率低于經濟增長率，而經濟增長率又遠低于國家財政收入增長率。這說明，在居民創造的財富中“大頭”都被稅收拿走了。

　　這還不是納稅人痛苦感增加的根本原因。國家稅收應該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但中國的事實是，公共支出中用于提高民眾福利支出的比例不高。官方數據顯示：財政支出增長最快的是政府行政事業費；經濟建設支出增長減緩、比重下降；而關系民生的社會事業的支出遠遠不夠，文、教、衛生支出比重基本未變。比如社保基金占GDP的比重，目前中國占4%，美國早就超過了10%。

　　與此同時，政府的越位現象非常嚴重，一個典型表現是形形色色的形象工程，各地的豪華政府辦公樓、大廣場、迎賓大道等占用了大量的公共支出。在行政支出中，僅公車的支出每年就要花掉3000億，公款吃喝達到了4000億。

　　稅負過高、政府職能越位與缺位的并存，根本癥結在于當下的財政體制仍然被計劃經濟思維籠罩。在市場經濟所要求的公共財政體制未建立的前提下，消除居民的納稅痛苦，只能盡快確定公共財政體制。公共財政體制所貫穿的理念是，國家稅收的目的，是為公眾提供他們所需要的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而公共財政所具有的兩個特征是：公共財政是高度民主化的財政，它必須最大可能地反映公眾的意志，體現財政的民主性原則；公共財政是高度法治化的財政，要依法

理財，體現財政的法治性原則。

　　(作者為

浙江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副教授)

　　更多精彩評論，更多傳媒視點，更多傳媒人風采，盡在新浪財經新評談欄目，歡迎訪問新浪財經新評談欄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