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筱萸的一審死刑判決，也在死刑適用問題上帶給我們這樣的重要啟示：少用和慎用死刑，并不等于不用死刑，更不等于對社會危害極大、情節極其惡劣的貪官、腐敗分子不動用死刑。

　　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29日上午對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原局長鄭筱萸案作出一審判決，以受賄罪判處鄭筱萸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沒收個人全部財產；以玩忽職守罪判處其有期徒刑7年，兩罪并罰，決定執行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沒收個人全部財產。(今日本報)

　　無疑，無論從哪方面講，這都是一個非常耐人尋味和具有多重啟示價值的判決———

　　這樣一個判決彰顯了中央高層以及司法機關在嚴懲腐敗、打擊權力犯罪上的堅定決心和意志，這正如有法律專家指出的：“是中央政府彰顯反腐決心的一個信號”。

　　我們知道，依據我國《刑法》，受賄罪和玩忽職守罪可適用最高刑罰分別是死刑和7年有期徒刑。那么，上述判決實際上意味著，對于鄭筱萸所犯的兩個罪名，法院所分別適用的均是法定的最高刑罰，換言之，針對鄭筱萸的罪行，法庭已經在法律許可的范圍內，做出了最嚴厲處罰。由此，不能不讓人想起胡錦濤總書記曾鄭重宣示的反腐立場：“對腐敗分子，發現一個就要堅決查處一個，絕不能姑息，絕不能手軟。”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鄭筱萸的一審死刑判決，也在死刑適用問題上帶給我們這樣的重要啟示：少用和慎用死刑，并不等于不用死刑，更不等于對社會危害極大、情節極其惡劣的貪官、腐敗分子不動用死刑。為此，最高法院負責人不久前曾強調：“死刑對罪重貪官仍適用”———“對罪行極其嚴重的經濟犯罪分子，包括罪行極其嚴重的貪污、賄賂等腐敗犯罪分子，人民法院將一如既往，嚴格依法適用死刑。”

　　筆者注意到，一個時期以來，在“慎用死刑”的司法大背景下，廢除包括貪官在內的貪利犯罪死刑，成為不少人士的呼吁和建議，而理由往往是：貪污、受賄僅僅是貪利型犯罪。應當承認，無論從尊重和保障人權、維護司法人道，還是世界范圍內的刑罰潮流來看，廢除

貪污受賄犯罪的死刑都是一種長遠趨勢。但是，在當前我國法治秩序尚不健全，權力還沒有得到有效制約，尤其貪污受賄等職務犯罪依然呈現高發態勢的背景下，輕言廢除死刑，特別是廢除腐敗犯罪分子的死刑，無疑又是十分偏頗和不合時宜的，既不足以保證對職務犯罪的法律震懾力，也無助于從根本上維護基于權力制約的法治秩序。

　　近年來，很大程度上正是受這種片面的“慎刑”觀影響，在司法實踐中，職務犯罪的“輕刑化”趨勢十分明顯。據最高人民檢察院日前披露的數據顯示，在已經作出的瀆職犯罪刑事判決中，判處免予刑事處罰和緩刑的比例高達95.6%。而此前高檢公布的另一份統計數字也表明，因職務犯罪觸犯刑法的官員，被判處有罪但免予刑事處罰，或雖被判處有期徒刑但適用緩刑的比率，由2001年的51.38%增至2005年的66.48%。這正如有論者指出的：“從近三年來各地所判處的貪賄案來看，金額在千萬元以下者，事實上已經沒有人被判死刑立即執行，這似乎成了一種‘慣例’”。

　　這樣一個背景下，法院嚴處犯罪金額看起來似乎并不算太高的鄭筱萸，給予其最嚴厲的刑事處罰，不能不給人“耳目一新”之感，讓人備感振奮。顯然，這樣一個判決，不僅是對鄭筱萸案及其帶來的嚴重社會危害本身的一個嚴厲警示，而且對于當前輕刑化的職務犯罪查處局面，也能起到積極示范作用。

　　-張貴峰

　　更多精彩評論，更多傳媒視點，更多傳媒人風采，盡在新浪財經新評談欄目，歡迎訪問新浪財經新評談欄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