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晶瑩

　　身為美國財長的鮑爾森，也難以褪去在華爾街上日積月累浸淫出來的投資銀行家情結。步入政壇后，其將高盛文化的精髓之一———“關注長期，重視戰略”，亦帶進了美國財政部。以發展的眼光進行對話，無疑會受到中國的歡迎。

　　但在美國國會的壓力下，鮑爾森急需一個馬上看得見的成果來佐證自己的立場。謀求金融市場，尤其是證券市場的進一步開放是其最現實的目標。所以，今年以來，無論在上海還是華盛頓，鮑爾森的講話都更頻繁地表達了其一貫的觀點———“靠合資公司無法成為一個世界級資本市場”，合資經營的模式在證券業根本行不通”，“外資持少數股的模式尚未產生出世界級的投資公司”。

　　5月23日，中美第二次戰略對話結束。據美國

　　盡管美國輿論對上述措施并不買賬，國內亦有媒體認為目前證券市場的開放仍屬“保守之態”，但對中國政府和監管部門來講，這是一個正視自身現實、穩步推進開放的決策。

　　站在全球化的角度正確認識自己在世界經濟和世界秩序中的角色和位置，通過自身改革，以求在開放發展中平衡國際關系，這已經是中國改革毋庸置疑的大方向。在這個大前提下，進一步開放市場之前，我們有必要問一個常識性問題，中國真準備好了嗎？

　　2004年年底，高盛高華躋身中國市場。這一特例，與其說是中國對外開放的里程碑，不如說是中國政壇自身利益格局調整的需要。獨霸高端市場近十年的中金公司需要一個旗鼓相當的對手。當權貴與商賈產生利益默契，壁壘就不成為壁壘了。有媒體曾為此“突破”振奮高呼，“中國金融家的個人信用開始得到國際市場的認可”，但這聽起來更像是來自書齋的自言自語。在現有體制約束下，中國究竟誕生出了幾個能在市場上以個人信用為通行證的金融家、投資銀行家和投資家？

　　正是有了高盛高華的特例，生存在政府審批與業績考核夾層中的外資投行職業經理人呼吁，開放市場需要公平競爭。然而，真正危險的不公平是推進對外開放的同時，對內開放舉步維艱。

　　衡量中國證券業是否有能力承受更進一步的開放，不是簡單的數據說話問題。最有發言權的人是經常保持緘默的監管者。我們的監管水平達到了什么程度？市場環境建設進展到了什么程度？法律法規跟上發展的需要了嗎？盡管完成股改使中國證券市場站在了一個歷史性的新起點上，但其新興加轉軌的本質沒有改變。一個剛剛經歷了變革的市場，正在以嚴厲打擊內幕交易和投資者教育為開始，逐步修繕行業漏洞，這個時候更需要來自成熟市場的監管經驗、資本規則和市場文化。很難想像，此時大門洞開，一個弱勢監管者將如何保障所有參與市場的主體在公平、公開、公正的環境下自由競爭。任何事關中國金融改革的大是大非問題，如果脫離現實，或止步不前或過分激進，受損害的將不是某一單獨個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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