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美國人以是否在人民幣匯率問題上取得突破來判斷中美戰略經濟對話的價值，那將是一個錯誤

　　本刊特派記者 李昕 發自美國首都華盛頓

　　5月22日清晨5點鐘，華盛頓的羅納德里根大樓內已經有近百人在忙碌。四個小時后，第二次中美戰略經濟對話將在此開幕，來自美國財政部、國務院、能源部的眾多工作人員做著最后的準備。

　　“財政部主導，其他部門配合。平時開會哪會有這么多部門這么多人。”國務院一名官員告訴《財經》記者。

　　的確，從5月22日開始，為期兩天的中美戰略經濟對話不僅是中美經貿交往中最盛大的論壇，在世界各國的雙邊交往中也是罕見的規格。華盛頓幾乎匯聚了中美兩國所有與經濟有關的內閣成員：中方由副總理吳儀作為國家主席胡錦濤的特使率隊，15名正部長加上副部級官員24人；美方是財政部長保爾森領銜，有8名部長、6名部級官員以及

　　“單單這個陣容，就表明中美兩國對雙邊經貿關系的高度重視，表明兩國經貿關系健康發展的重要性。”吳儀評價說。

　　從22日開始到23日結束，議程排得滿滿。一位知情人士告訴《財經》記者，爭論和最后結果的達成，一直持續到閉幕式前最后幾分鐘。

　　“當你費了這么多人力物力，把幾乎所有的美國內閣成員和中國部長們集中到一起開會，你會期待更多。”哥倫比亞大學國際經濟研究所學者榮大聶(Daniel Rosen)對《財經》記者說。

　　最終成果包括了民航、金融服務業開放、能源環境合作等多個方面。面對財政部拿出的三頁協議成果清單(參見本期“解讀SED成果”)，只是因為美國朝野特別是國會對人民幣匯率抱以近乎執迷的關注，成果沒有引發熱烈的反應。

　　長期與短期

　　在兩國最高領導人的支持下，中美戰略經濟對話從2006年8月起開始成型。當年12月，雙方在北京舉行了第一次中美戰略經濟對話，美國三分之一的內閣級高官云集北京。中方陣容也同樣強大，充分顯示出雙方對戰略經濟對話機制的重視與肯定，但會議取得的具體結果卻十分有限。

　　在華盛頓舉行的第二輪對話，首先就面臨一個長期戰略還是短期成果的問題。中方希望討論長期和全局性議題，美國政府同意以此為目標，但是提出需要短期可視成果來鞏固信心。

　　長期和短期之爭的火藥味，在對話開幕式上已經開始出現。

　　5月22日開幕式上，保爾森在演講中幾次提到近期成果，希望中方能在保持長期接觸的基礎上，拿出具體的短期行動回應國會，也保持美方對戰略經濟對話的信心。

　　怕說得不夠明白，保爾森在演講的結尾用一種貌似輕松的口氣，道出需要短期成果的迫切心情：“美國人有很多優點——我們勤奮工作、善于創新——但是我們缺乏耐心。對于這種看重行動的傳統而言，‘對話’這個概念都可能顯得太消極了。”

　　吳儀在發言中毫不示弱。她提出的三點建議，回擊了來自美國的貿易壓力，警告日益抬頭的保護主義，而且暗指美國不應當將自己的經濟問題歸咎中國。

　　“在經濟全球化深入發展的今天，對抗絲毫無助于問題的解決，施壓只能使問題趨于復雜化。”吳儀說。應當認識到兩國經濟結構和生產要素稟賦各有不同，應當首先著眼于國內尋找解決問題的方法和途徑，加強合作，而非“動輒把自己國內的問題拿來指責對方。甚至試圖通過施壓和對抗的手段將自己的想法強加于別人。”

　　雙方交鋒的主要原因是日益增長的中美貿易順差和由此引發的政治壓力。據美方統計，2006年，美中貨物貿易逆差的數據是2325.48億美元。由于雙方統計方法的差異，中方的數據是1442.6億美元。盡管統計上存在很大差異，但美中貨物貿易逆差在逐年增長是一個不爭的事實。

　　至于增長的幅度，按中方數據來計算的話，2005年雙方貨物貿易差額比上年增長了42.2%；2006年則比上年增長了26.4%。如果按照美方數據，這個增長的幅度更大。中國已經取代日本，成為美國貨物貿易逆差的最大來源國。

　　美國指責中國的匯率、經濟政策和經濟結構為出口提供了優勢，導致了貿易逆差不斷增加。但行政和立法兩大部門開出的藥方各不相同。國會提出的解決辦法是要求中國人民幣大幅升值，財政部則建議中國開放金融市場并轉變經濟增長模式。前者希望訴諸立法和訴訟，后者則建議通過長期對話協商。

　　盡管第二輪對話開始之前雙方提出四大話題，包括服務業開放、能源與環境、創新和改變經濟增長方式不平衡，但真正爭議之處在于匯率和服務業。如果說長短期成果是第一個矛盾，那么經濟對話中另一個聚焦點，就是國會和財政部關于敦促中國改革的優先權之爭。

　　“保爾森與前幾任財長的立場不同，他并不認為人民幣升值會給美國帶來多大好處。事實上，中國和美國在制造業上的交叉地帶并不大，主要目的是通過打‘匯率牌’，在金融業開放和知識產權上獲取更大的好處。”瑞士信貸亞太區首席經濟學家陶冬對《財經》記者說。

　　中方則認為，不平衡是因為亞洲貿易轉移讓中國成為區域生產組裝鏈的終端，從而承擔了所有的指責。此外，美國對華高科技出口管制政策也壓抑了最具強勢的產品出口。即便如此，中方認為中國已經開始調整經濟戰略，進口增長的趨勢也日益明顯。

　　“到2010年，中國會成為僅次于美國的全球第二大進口國。”吳儀在華盛頓的演講中說，這些都會給美國和其他國家的企業創造無窮的商機。

　　國會、白宮和中國三方對兩國貿易不平衡的成因、解決辦法和優先事項理解各異，很難通過兩天的交流得以彌合，加上兩國政治時間表容不得在匯率問題上作出重大讓步。

　　對話與“行動”

　　和開幕式的盛大相比，戰略經濟對話本身略顯平淡。會談一場接一場，從貿易、能源環境到勞工。每場會議結束，美方官員就到新聞發布廳向媒體通報消息。

　　5月22日傍晚，美國財政部一名資深官員最后來到新聞發布室，透露了美方在匯率問題上的急迫心情，也折射出會談外松內緊的實質：“美方對中國的匯率問題‘無比重視’，但是目前中方的行動在美國政府看來不是不夠快，而是太慢了。”

　　會談在23日中午結束之時，保爾森和吳儀均沒有提到此前備受關注的人民幣匯率問題。對這個熱門話題的沉默迅速引發了來自國會和白宮的聲浪，也成為對話結束后美方反響的主流。

　　“我相信保爾森的行動出于好意，”參議員拜爾在23日下午舉行的聽證會上說。但是在中方的行動是否足夠、是否及時的問題上，“我的回答都是，不夠。”銀行、住房、城市問題委員會的主席達德(Chris Dodd)也在對話結束后幾小時內發表一份書面聲明，表示歡迎戰略經濟對話在金融服務市場開放方面取得的成果，但認為中方仍存在很多限制性政策。他建議財政部在即將出臺的報告中，將中國列為匯率操縱國。

　　總統布什24日會見吳儀之后，在白宮答記者問時也提到這一問題。

　　“我向吳儀女士和中方代表強調，我們對匯率問題以及他們是否打算讓貨幣升值十分關注。我們向中國明確表示，這些(問題)都是在我們珍視兩國關系的背景之下。但是我們必須為2330億美元的貿易逆差做點什么，而辦法之一就是通過匯率升值。”布什說。

　　彼德森國際經濟研究院資深研究員尼古拉斯拉迪(Nicholas Lardy)對《財經》記者說，盡管預計到匯率不會升值，但是最后的閉幕講話中雙方對此只字不提讓他很吃驚，“連提高匯率靈活之類象征性的語句都沒有。”

　　大門背后，是與會雙方對匯率問題的激烈爭論。美方官員透露，在吳儀到達華盛頓當晚，就和保爾森就匯率問題展開了激烈的辯論。據知情人士介紹，此后兩天的會議中，在匯率和知識產權保護等傳統議題上，兩方都觀點強硬，很難達成一致。這也許就是最終結果里未能提及相關問題的原因。

　　對中國金融市場開放方面取得的成果，華爾街僅僅表示出溫和的支持。

　　“我們認為取得了進展。如果沒有戰略經濟對話，要獲得這些成就是不可能的，”美國保險協會副主席斯奈德(David Snyder)對《財經》記者說， “但還有很多議題需要我們的繼續努力。”

　　“還有很多工作需要做，我們期望看到更多的成功。”理財服務論壇公司發言人格里芬(Taylor Griffin)對《財經》記者評論道。這個公司由保險、證券、銀行等八家金融界協會共同組成，代表了整個華爾街的利益。

　　壓力與談判

　　盡管內容相對平淡，中美雙方在準備戰略經濟對話的過程中卻體現了足夠的誠意，應和了建立全局性和長期性的戰略經濟合作伙伴關系目標。隨著戰略經濟對話在兩國政界、商界、學界間展開討論，也為解決雙邊的經濟問題提供了更廣泛的思想基礎。

　　從上次戰略對話結束，保爾森就已頻頻奔波于國會和中國兩端，開始籌備第二輪會面。

　　今年1月在國會作證時，保爾森強調不能采取懲罰性措施以逼迫中國改變經濟政策。他要求議員們拿出更多耐心。3月，他飛赴上海，專程就第二輪對話與中方溝通，回國之后即接受本刊專訪，強調開放金融市場有利于中國自身(參見《財經》2007年第6期封面文章“保爾森信號”)。

　　5月初，保爾森宣布不去德國參加7國財長會議。據《華爾街日報》報道，他是為了戰略經濟對話做最后的準備。從國會到智庫，他在對話前一周內馬不停蹄，傾聽了各方對此次會談的期待，也屢屢強調對話長期和戰略的本質。

　　和去年12月的首輪會談相比，保爾森日子難過很多。這位財長剛剛和眾議院貿易委員會的瑞格和列文議員會面之后，第二天籌款委員會就反其道而行之——42名眾議員聯名向貿易代表(USTR)蘇珊施瓦布提交了長達200多頁的文件，要求美國政府就匯率問題對中國發起301調查。

　　列文向媒體透露，和保爾森的會面中，兩者對如何處理中國的匯率問題存在分歧。 “我們和保爾森的意見不一樣。他依賴(中國)政府內部結構性的改變。我們則說必須馬上行動。”

　　學界對戰略經濟對話的看法則更為復雜。對話舉行前一周，在智庫布魯金斯協會的閉門討論中，保爾森提出他希望看到成果，但是更關鍵的是把這個過程進行下去。

　　有學者提出，中國更希望被視為平等的伙伴，而不是被美國教訓。但是在中國希望得到的成果中，例如市場經濟地位、放松出口控制等方面，美國是否能拿出對應行動？

　　“一個國家一般不會單方面開放，需要在雙方或者多方談判的框架下進行，”拉迪對《財經》記者說，“在大部分國家里，政治領袖如果要給外國一些讓步，一定要有回報。這必須是互惠的，而不是單方面的。保爾森的論點也許在理論上有說服力，但我不認為有政治說服力。我覺得他需要做的，不是說‘這對你也有好處’，而是說，這是我們需要看到的，同時我們也能提供這些你要的。”

　　但是，財長保爾森很難拿出具體的政策向中方示好。相反，商務部和貿易代表在此前幾個月，就知識產權議題發起的兩起WTO申訴和一個中國的銅版紙進口反補貼初裁，讓中方反應激烈。中國商務部迅速發表意見，稱“非常遺憾”，“強烈不滿”。

　　中國十分希望美方放松對華高科技出口管制。這卻不是保爾森的權力范圍。“這歸商務部管，而且很大程度上是軍隊和國防、國家安全部門人員推動的。他們對向中國和一些海外國家的技術轉移采取一種限制性的保守態度。即使保爾森覺得放松管制是正確的，他也很難說服其他部門同意這一觀點，”拉迪說。

　　對話開始前幾天的新聞發布會上，《財經》記者問美國財政部中國事務特使霍爾莫：美方為對話拿出了什么正面的行動，霍爾莫回答說：“我們主要是傾聽……發現對兩國而言最重要和關鍵的問題。”

　　此次對話之后，在保爾森的建議下，吳儀和多位中方部長5月23日與國會議員展開四場會面，直接與數位強硬的中國批評者們溝通。

　　盡管這些議員們沒有改變基本立場，但金融委員會主席包克斯事后發表聲明說，“中國代表團對國會的訪問是歷史性的。”

　　在最后一個活動、5月24日的晚宴講話中，吳儀不無幽默地描述了國會之行。

　　“對話結束之后，根據保爾森財長給我安排的任務，我到國會進行了四場會見活動。”吳儀說。

　　“當時我看見媒體有報道，說是吳女士要去見女議長佩羅西，就像進了虎口一樣。我看到這個報道以后，我一想，本人就是屬老虎，因此虎口就在我的嘴上，沒有關系。”在滿場笑聲之中，吳儀接著說，“我們昨天的會見確實是很好的，美國朋友告訴我，從來沒有看過佩羅西臉上帶著笑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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