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勇

　　大有大的好處，大也有大的難處。作為一個地域廣闊的人口大國，中國的很多事情必須依賴地方政府才能解決。向地方放權、發揮地方政府的主觀能動性尤其成為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一個重要成功經驗。然而，當這條線路由經濟建設擴展到公共服務部門時，就可能彰顯出其內在弊端，最終的效果可能不盡人意。

　　日前召開的國務院常務會議研究并部署了今年在全國建立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相關工作，將把符合條件的農村貧困人口納入保障范圍。這是對兩個月前《政府工作報告》相關內容的具體推進和落實。

　　從目前的信息看，建立農村最低生活保障的支出責任主要落在地方政府身上：由地方政府依各地經濟社會發展水平、財力狀況和當地生活水平確定保障標準和范圍，并實行屬地管理；而中央財政則退在幕后，僅口頭承諾對財政困難地區給予適當補助。

　　應該指出，這一財政安排完全落在現有財政體制的窠臼，其實施效果很可能因此大打折扣。

　　中國財政體制的一個特點是財政收入劃分的相對清晰，而缺乏各級政府間支出責任的正式劃分，這使得吃力不討好的責任被層層下壓。在改革開放之前，很多重要的公共服務就被安排由地方政府提供，盡管中國的財政體制經歷劇烈變遷，但這種埋單分工依然保持了路徑依賴。在重要的社會服務領域，如教育、醫療衛生、文化等方面，地方政府支出幾乎占總支出的90%以上，而在社會資助和福利方面，地方政府發揮著更加完整的作用，幾乎全部由地方政府負責。從這點來看，如果中央財政未能給出一個明確的承諾，專項的轉移支付可能再次淪為“水中月、鏡中花”。

　　更重要的是，如延續這種體制，農村低保將進一步演變成以縣市及其以下的財政為主、省財政的轉移支付為輔。這與國際經驗大相徑庭。通常，低保這類福利支出主要由中央財政埋單。可以預見，隨著農村低保的推廣，本已捉襟見肘的地方政府將再添負擔。

　　此外，由當地政府提供農村低保將導致地區間的苦樂不均，強化地區差距。中國東中西部的落差一直處于放大通道，一旦農村低保交由地方政府負責，而中央政府缺乏一個制度化的財政支持，低保標準和最終落實不可避免地出現地區極化，落后地區農民基本的生存權、發展權將隨之縮水。事實上，迄今為止，全國各地自主建立的農村低保所覆蓋的1593.1萬人，主要分布在東南沿海發達省份，落后省份可謂鳳毛麟角。

　　近年來，隨著農業稅的廢止，中國農村公共部門延續了幾千年的傳統逐漸感染上了越來越多的現代化氣息，參與分享工業文明的碩果。這一次發生在社會保障系統。幾千年來的農村腹地，一直延續著以家族或村落為單位的個別保障傳統，并沒有一個公共化、制度化的安排。然而，中央政府想要取得根本性的改觀，就必須承擔起應有的責任，以目前的財力做到這一點并非難于登天。

　　更多精彩評論，更多傳媒視點，更多傳媒人風采，盡在新浪財經新評談欄目，歡迎訪問新浪財經新評談欄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