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中美戰略經濟對話在華盛頓閉幕了。

　　我們欣喜地看到，就本輪對話而言，成果是明顯的。在中美雙方發布的簡短閉幕聲明中，盡管在人民幣升值問題上仍存分歧，但兩天的戰略對話還是取得了一系列共識，特別是雙方在金融服務業、清潔能源、環境和民航業的未來合作發展方面共識更為顯著。

　　確如中國國務院副總理吳儀所言，要從中美長期戰略合作的高度來認識中美經貿關系。對中美經貿關系發展中出現的問題和矛盾，雙方應該首先從各自國家的經濟結構和生產要素稟賦的差異等方面進行分析。

　　作為一張財經類報紙，我們更為關心的是，如何看待美國要求適當放寬外資對中資金融機構持股比例等問題。據了解，目前相關監管機構對此尚未做出明確回應，但我們認為，在這個問題上多保留一些審慎的態度和原則是十分必要的。

　　我們知道，目前已有多位業內專家建議適度放開外資對中小股份制銀行的持股比例；同時允許強勢保險企業大比例持股，打破目前保險公司股東最高持股比例不超過20%的限制。

　　按照有關規定，目前，中資保險公司外資持股比例最高不得超過25%，外資

證券公司所持合資企業的股權最多不得超過33%，外資持有中國國內銀行的股份不得超過25%，外國資產管理公司在合資公司的股份也不得超過49%。

　　此前有專家表示，從引進戰略投資者的目的來看，如果要加強銀行的治理，對地方商業銀行來說，比例可以適當放寬，他認為和四大國有商業銀行相比，地方商業銀行在國家金融體系運行過程中的作用相對較輕，如果引進戰略投資者的持股比例過小，對于改善公司治理結構的作用可能比較有限。

　　也就是說，要在國家金融安全有保障(國有股權)，與真正能改善國有商業銀行治理結構和建設信用文化的外資持股比例上，尋求到一個平衡點。

　　事實上，在國內金融體系穩健程度尚未達到能承受資金大規模進出的情況下，即使面臨巨大的

匯率升值壓力，必要的審慎原則不宜輕易放松。比如，對資本流出入的管制，十年前亞洲金融危機的慘痛教訓歷歷在目，而其時最大的癥結就在于一些國家為了追求開放速度而放棄了審慎原則。

　　不可否認，就中國而言，管制放松讓金融市場獲得了較大發展，金融機構的競爭加劇也提高了金融業整體的水平。但是，在看到長期堅持金融業對外開放的前提下，也要兼顧短期實際的背景，就是要處理好開放與監管之間的關系。也就是說，對外開放的步伐要和市場的管理水平相協調，這才能使得市場的成長不致走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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