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評論員 劉許川

　　最近，國內幾個省市爭奪第三個國家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的新聞，引起傳媒的極大關注。與此同時，經濟特區的代表、深圳市委書記李鴻忠在廣東省黨代會期間接受記者采訪時，明確表示深圳經濟特區還要繼續辦下去，繼續特下去。一邊是所謂新特區設立之爭，一邊是新老特區地位之爭，在我們這個幅員遼闊的國土上，誰能成為下一輪區域發展的龍頭，顯然成為各地執政者所熱衷的議題。

　　但是，我們認為，對于國家決策層來說，單純給予政策優惠來營造地區性繁榮，然后帶動其他地區發展的辦法，顯然只是一個階段性的權宜之計，在區域興旺和整個國家大發展的策略制定上，我們需要更具智慧的解決方案。

　　經過20多年的特區試驗之后，今年的全國人代會終于通過了一項具有標志意義的法案，那就是取消了企業所得稅的地區性優惠，采取全國統一稅率。盡管深圳方面表示仍具有一定的優惠運作空間，但是，傳統經濟特區與曾經專享的最后一項特殊優待作別是不可轉移的方向。當時，人們盛贊此項法律的通過使國家進入了構建全國統一市場，區域間公平競爭發展的新時代。

　　但是我們發現，各地對獲得國家的特殊政策支持仍表現得異常熱衷。被媒體稱為“新特區”的國家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先后在浦東和天津濱海新區的推出，這更讓各地政府看到了爭奪下一輪中央政策支持的希望。

　　在開放之初設立經濟特區進行改革試驗的目的，是為了降低政策失敗可能帶來的沖擊和成本，而經濟特區的建設目標，最后被設定為給國家建立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提供經驗。而為了吸引更多的參與者，國家在經濟特區實施了許多當時其他地區不享有的政策措施，同時承諾特區可以進行其他有關試驗，以“殺出一血路來”——— 鄧小平語。現在看來，這個目標已經基本實現。現在全國性的市場經濟體制已在快速建設完善之中，我國在六年前加入WTO的同時，就承諾建立符合國際標準的、統一的、完全的市場經濟體系。這說明我們已經不再需要那種通過地區優惠政策，來逐步實現經濟體制改良。在純粹的經濟發展方面，我們自信已經能夠在現有的體制空間內尋找到一條有效解決之道。

　　在這樣的背景下，各地爭奪試驗區政策的潛臺詞，卻仍是能夠獲得經濟方面的政策傾斜。占第一位的仍是稅收優惠帶來的財政支援，目的是吸引更多的公司來投資，形成更快的GDP速度，但這并非國家所期盼見到的現實。與當初設立特區時由中央劃定區域自上而下強力推動不同，現在各地紛紛主動要求獲得試驗區地位，已經充分說明試驗區政策的分配將會帶來新的巨大的不公平，與建立全國統一的市場經濟體系的目標背道而馳。大家分明看到了試驗區政策帶來的收益將遠遠大于風險，這與當初設立經濟特區的地方當政者如履薄冰的情況完全相反。

　　其實，國家推出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的目的，我們當可理解為不僅著眼于經濟發展，更著力于社會的綜合進步。如果基于這樣的目的設立改革試驗區，新特區則更應當在不享有特殊經濟利益的前提下完成這一改革任務，當然，試驗區仍能因此獲得大于非試驗區的改革權力。這并非一定需要財政支援，那種一提到改革就向中央政府爭取經濟實惠的時代，應當一去不復返了。

　　深圳市委書記李鴻忠在多個場合論及特區之特時，有一個口頭禪“以特別之為，立特區之位”，這句話其實說出了地方當政者應有之為。我們理解這句話的含義并非經濟特區首長所應獨有，而應當推廣普及至所有中國的地方當政者。中央政府已賦予地方政府巨大的改革權限，特別是行政體制改革和地方民生福利制度改革，其實地方政府都已擁有巨大的試驗權。失去大部分優惠政策的深圳市，近年來正是沿用這一思路，使其仍能在多個領域保持了在全國的領先地位，并不斷向外輸送大量高級干部。

　　但是國家仍需要試驗。在發展進入一個需要觸及更深層次利益格局的時候，國家同樣需要規避風險，減少失敗可能的沖擊。但是這次改革的著力點在于綜合配套改革，而并非僅僅建立一套適合營商者生存的環境來改善GDP的增長速度。國家需要的是更大范圍的改革試驗，以建立一套在國家政治制度和憲法框架下保持社會和諧穩定發展的制度體系。在去掉經濟誘因的前提下選擇試驗區建設，將會使中央建立試驗區的戰略更加主動，而地方執政者因所承擔的風險增大也將具備更大勇氣和智慧。如此，才能完成中國新特區的重大使命。

　　國家需要的是更大范圍的改革試驗，以建立一套在國家政治制度和憲法框架下保持社會和諧穩定發展的制度體系。而并非僅僅建立一套適合營商者生存的環境來改善GDP的增速

　　來源：經濟觀察報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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